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敌人派兵将他押往安庆。在途中，有人多人上前围观，就在此时，任弼时竟然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很面熟的人，他兴奋的打算跟那人打招呼，却突然觉得这样太过于冒失了。 1928年，国民党统治已逐步稳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机关遍布城乡，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 这一年的春天，党组织在上海召开＂八七会议＂，决定要在全国各地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搜捕革命力量的力度，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入狱。 在这种环境下，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时前往安徽芜湖、安庆等地区巡视工作。这些地区原本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却在反动势力的打击下遭受重创。 安徽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党组织被摧毁。许多党员被迫转入地下，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迫逃亡。 芜湖作为长江下游重要港口，工人阶级力量较为集中。当地的工会组织曾经发动过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但此时已被国民党当局取缔。 安庆是安徽省会所在地，国民党在此设立了重要的军政机构。反动当局在这里建立了完善的特务系统，革命工作异常艰难。 南陵县位于芜湖与安庆之间，地理位置重要。这里的地下党组织虽然遭到破坏，但仍有一些党员在秘密开展工作。 任弼时此行肩负着重建党组织的重任。他需要与当地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了解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 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任弼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化装成普通商人，经常改变住处，谨慎地与同志们联系。 1928年10月的一个清晨，南陵公园内树影婆娑，几位同志约定在此碰头。任弼时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公园，准备与当地党组织的同志交流工作情况。 这次会面本是精心安排的秘密接头，不料却已被特务发现。早已埋伏在公园四周的特务迅速包围了几位同志。 在混乱中，任弼时等人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特务们并不认识任弼时的真实身份，只是将他当作一般嫌疑分子对待。 随后，敌人决定将任弼时等人押解到安庆，进行进一步审讯。押解队伍由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组成，他们严密监视着每一位被捕者。 押解队伍沿着水路前往安庆，这是当时最常用的交通方式。船只在江面上缓缓行驶，偶尔靠岸补给。 每当船只靠岸时，都会引来当地百姓的围观。这种场景在当时并不少见，人们对押解犯人的队伍都充满好奇。 押解的士兵态度傲慢，常常粗暴地对待被捕者。他们丝毫不顾及被捕者的基本需求，甚至在酷暑天气里也不给水喝。 任弼时和其他同志被关在船舱内，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不被允许随意走动或者交谈，只能保持沉默。 船只停靠一个码头时，岸上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群众。有做生意的小贩，有路过的行人，也有码头的搬运工人。 士兵们不得不加强警戒，防止出现意外情况。他们分成两组，一组看守船舱，一组维持岸上秩序。 这时的任弼时，虽然身处困境，但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寻找可能的机会。 码头的嘈杂声和人群的喧闹声混在一起。小贩的吆喝声，工人的号子声，构成了一幅典型的江边集市景象。 在人群熙攘之际，押解队伍准备继续启程。士兵们开始驱赶围观的群众，让他们远离船只。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任弼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判断。这个判断将直接关系到党组织的安危和革命事业的进展。 在码头熙攘的人群中，任弼时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一位来自家乡的商人，正在岸边处理货物。 这位商人与任弼时有过几面之缘，但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成为了一线希望。 任弼时立即意识到这是传递消息的绝佳机会，但冒然打招呼可能会引起敌人的警觉。他必须想出一个既能传递信息又不会暴露自己的方法。 船只即将启程，时间紧迫。任弼时趁着士兵不注意的时候，迅速写下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明了他的处境，请求同乡将消息转交给他的爱人陈琮英。这个信息对于党组织营救他至关重要。 看守的士兵正忙着驱赶围观群众，这给了任弼时一个机会。他设法将纸条传递给了那位商人。 商人收到纸条后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继续装作在处理货物。 船只启程后，商人立即按照纸条上的要求行动。他设法联系上了陈琮英，将任弼时的消息转达给了她。 陈琮英接到消息后，立即向党组织报告了任弼时被捕的情况。党组织随即开始策划营救行动。 消息传递成功后，任弼时被押解到了安庆监狱。虽然面临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守党的秘密。 党组织根据收到的消息，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营救措施。通过各种渠道施加压力，为任弼时的获释创造条件。 经过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加上任弼时的坚强斗争，他最终于1929年3月获得释放。这次成功的营救行动，再次证明了党组织的强大力量。 获释后的任弼时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投入到革命斗争中。这次经历成为了他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