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彭真

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一天，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曾有过类似的设想。   1927年上井冈山起，革命队伍中的无数英雄为了理想与信仰而献身。毛泽东深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这些无名英烈的牺牲。   就在政协会议的当天，毛泽东提出当天就开始奠基的建议，并亲自铲下了第一铲土。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代表、原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杨拯民回忆，会议决定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仅在一天之内，就确定了建设方案并启动奠基。   毛泽东提出，纪念碑应设计不仅要具有纪念意义，还要能够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这一任务被交给了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   纪念碑的造型要体现“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主题；风格要体现时代精神；形式要展现广博宏大的思想内涵。   最初，设计小组提出了几种方案，其中有一种构想是空心纪念碑，内部可设置台阶，甚至电梯，游客可以登上纪念碑俯瞰全城。   然而，梁思成认为，纪念碑应遵循中国传统的设计理念，以石碑为主，而非做成一个旅游景点。   设计过程中，梁思成提到，他对这项工作有着深深的责任感，并将其视为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崇高承诺。   最终，纪念碑的设计定型为简洁、庄重的传统石碑形式，整体结构没有过多装饰，前后是碑文和浮雕。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纪念碑所用的材料。纪念碑的石材必须具有足够的重量与质量。   最初有人提出使用四块巨石拼接成纪念碑，但梁思成坚持认为，纪念碑的石材应该是完整的整石。   周恩来总理迅速做出了指示，要求选用优质的中国石材，并提出石材必须打磨光滑，并且必须使用中国的大好河山中的石料。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勘探，决定选用山东青岛浮山的花岗岩。   青岛的花岗岩以其坚硬、色泽均匀且不易风化著称。   1953年，工作人员开始着手开采这块巨大的花岗岩。   由于技术限制，工人们通过挖掘、打孔并用锤子敲打铁楔子来分离岩石。   每一块石头都需要几十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1953年10月，一列挂着专列牌子的火车，缓缓驶入车站，车上载着的是一块重达300吨的巨型石块，这块毛坯石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开采，终于从青岛运抵北京。   青岛的工人们经过多次精确的开采，才成功获得了这块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的巨石。   在完成石材的初步开采后，工人们采用枕木和滑轨的方式，将这块沉重的石材运输到青岛市的货运站。   随后，石材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山路，被小心地运输到北京。   运送过程中，工人们利用钢管交替铺垫，让石材在不平坦的路面上顺利前行。   这块百吨重的石料终于抵达了天安门广场的建设工地。   在最初的设计阶段，关于纪念碑正面的碑题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   经过讨论，最终决定由毛泽东亲自题写正面的碑题。   毛泽东的这幅题字由他自己在信笺上写下，字迹铿锵有力。   毛泽东曾提供了三幅不同的字稿，供大家挑选。   最终，设计组选择了其中一幅。   至于纪念碑的碑文，毛泽东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便已经拟定了内容。   碑文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纪念解放战争和革命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二是纪念自1840年以来为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自由而英勇牺牲的英雄，三是高度肯定这些英雄们永垂不朽的历史地位。   在碑文的书写者选择上，初期的提议是让毛泽东亲自书写背面的碑文。   然而，毛泽东的书法似乎不太适合用来书写长篇碑文。   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曾提出，背面的碑文应该采用楷体书写。   经过讨论，最终决定由周恩来总理来书写碑文。   周恩来并未急于完成，而是给自己设定了闹钟，他一共练习了十多遍，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周总理终于完成了他自己满意的作品。   这个作品被送交给雕塑家刘开渠检查，刘开渠对周恩来的字迹赞不绝口。   考虑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书写的字都是较小的尺寸，因此在刻字时必须将其放大。   毛泽东题写的字需要放大20倍。   雕刻的工作由刘开渠负责，他亲自参与了每一笔的雕刻。   与此时，负责镀金的师傅也严谨细致。   正面的镀金工作进行了五次，而背面的镀金则进行了三次，使用了超过130两黄金。   虽然在具体的建造过程中，部分原始方案被进一步修改，如取消了陈列室和检阅台，但碑身结构依旧保持着以毛泽东题字为突出特点，浮雕作品则成为纽带。   纪念碑最终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   参考文献：[1]史吏.勿失毋忘:滑田友与人民英雄纪念碑[J].江淮文史,2024(3):12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