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菜，陈仪摇了摇头，说：“你若念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的头！” 1948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手中紧紧握着一份密电。 上面的一份战犯名单列出了43位蒋军高级将领的名字，然而在这些名字中，陈仪却并不在列。 陈仪的困境和一个名为胡允恭的地下党员有关。 胡允恭的任务是将陈仪拉拢到自己这一方。 在此之前，陈仪与胡允恭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情。 胡允恭不仅在蒋军的抗日战场上有过与陈仪并肩作战的经历，且与陈仪的亲信关系非常密切。 陈仪从早年在黄埔军校与蒋中正并肩作战开始，便一直是蒋中正的得力助手。 然而，随陈仪对于蒋政府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失望。 在处理“228事件”时，陈仪的处置方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如果能在此时成功策动陈仪起义，那不仅能瓦解蒋中正的后防，还能带动其他官员跟随。 在杭州的西子湖畔，胡允恭与陈仪共饮推杯换盏之时，陈仪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蒋中正的失望已到了极点，并表示，蒋氏不仅无能，且已四面楚歌。 胡允恭巧妙回应道，历史上不少曾经敌对的将领经过起义后，反而得到了重用。 陈仪听后开始对胡允恭的计划表示兴趣。 他询问胡允恭是否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而胡允恭则信誓旦旦地表示，他虽不能代表一切，但有朋友能够保证他一切的安全。 最终，陈仪一心准备为浙江的和平解放而努力。 两人开始深入讨论起义后的安排，包括保安团队的接管、蒋军的撤退以及如何安排被囚禁的人民等事宜。 陈仪的兴奋之情几乎无法掩饰，他开始想象着自己不再是蒋中正的附庸。 然而，在一旁默默观察的军统特务骨干毛森，深知此时陈仪的动向可能对蒋中正构成致命威胁。 毛森曾是浙江江山出身的军统干将，凭借在抗战期间策划的破坏行动，建立了自己在军统中的地位。 1946年，他通过自己的能力破获了荣毅仁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案。 他的才能远不止于此。 即使被捕多次，仍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脱身，并且在监禁期间指挥别动队除掉了叛徒李开峰。 毛森担任浙江省警保处长期间，他的行动迅速，手下的特工队员个个训练有素。 在浙江局势紧张之际，毛森敏锐地察觉到陈仪似乎有二心。 为此，他主动向保密局长毛人凤汇报了陈仪的动向。 毛森接到指示后立即安排特工对陈仪进行全天候的监视。 并且，毛森也密切关注与陈仪关系密切的胡允恭。 1948年，毛森发现陈仪对浙江的态度越来越亲近共产党。 毛森特意安排了一份名单递交给陈仪。 陈仪将名单中的“要犯”一律释放。 即便如此，毛森并未急于采取过激行动。 1948年，毛森了解到，共产党发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其中浙江一省负责人陈仪并未列名，这一事件让陈仪感到异常不安。 他开始担心自己会被蒋中正怀疑。 毛森继续关注着陈仪的所有行动。 在此期间，陈仪尝试说服汤恩伯参与起义。 在上海，陈仪与汤恩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讨论如何反对蒋介石。 最终，陈仪决定暂时接受浙江的职位，并借此机会提拔汤恩伯，让他担任沪杭警备总司令。 在南京，汤恩伯又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 陈仪得知汤恩伯的不满后，再次与他商议起义事宜。 在当时，解放军的胜利势头逐渐加快。 陈仪决心利用这一局势，带领浙江人民反抗蒋介石。 然而，陈仪名义上是省主席，但手中仅有一个保安特务团，他意识到还需依赖汤恩伯的兵力支持。 陈仪决定通过亲信将亲笔信送到汤恩伯手中，要求他加入起义。 汤恩伯口头上答应了，并承诺等待时机。 然而，汤恩伯并未像他所说的那样采取行动，而是将陈仪的信密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迅速指派蒋经国亲自前往上海。 蒋经国许诺给他丰厚的报酬，甚至将他的家人和财产移至台湾。 汤恩伯最终放弃了曾经的盟友和义父。 陈仪相信汤恩伯始终不会出卖他。 即使有人提醒他，汤恩伯可能已经改变立场，他依然执意相信这只是无稽之谈。 1949年，蒋介石通过密令罢免了陈仪及其亲信的职务，并命令将陈仪软禁 在蒋中正的影响下，他对起义持犹豫态度，并最终选择了向蒋报信。 1949年，蒋中正在毛人凤与毛森的建议下，对陈仪展开了彻底调查。 毛森亲自带领特工队伍在上海成功将陈仪逮捕。 陈仪最终在1950年被处决。 尽管汤恩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但他并未因此得到蒋介石的完全信任。 1950年，汤恩伯因为肝病前往日本治疗，不久后在公寓内神秘死亡。 关于他的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陈仪家族报复，也有人怀疑是蒋介石为防止他反叛，早早下手。 参考文献：[1]邓孔昭.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J].台湾研究集刊,2011(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