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一个军统特工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在南京的日本公使馆里，有一位清洁工人，他的名字叫詹长麟。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公使馆，认真打扫着每一个角落。 他不仅是一名普通的扫地小厮，更是一名为国家效命的特工。 在1934年，詹长麟通过熟人介绍来到日本公使馆工作。当时的他只是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而已。 然而，入职仅半个月，一位叫赵世瑞的人将他约到了茶馆。 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的组长。他早已调查清楚詹长麟的身份背景，知道这个年轻人曾是一名退伍军人。 经过一番谈话后，詹长麟正式加入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获得了代号65，化名袁露。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摘抄日本人的信件，为复兴社传递情报。 作为回报，他每个月能获得十块银元的报酬。 詹长麟凭借着勤恳的工作态度和老实本分的性格，很快就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不仅完美地扮演着清洁工的角色，更是在暗中收集着各种重要情报。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他甚至把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进了公使馆。兄弟二人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工作小组，共同为祖国效力。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开始了长达六周的疯狂屠杀，超过三十万同胞惨遭杀害。 虽然兄弟二人因为手臂上戴着日本人发的＂维持会使用人＂白袖章得以幸存，但目睹了这一切的他们内心却充满了愤怒。 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为军统传递情报。 就这样，詹氏兄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着秘密工作，等待着一个能让侵略者付出代价的机会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整理公使馆文件时发现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领事馆将在6月10日举办一场高规格宴会，参加者包括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等重要人物。 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军统的手中。经过研究，军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一次性清除多个重要敌人。 但这样的高规格宴会必然戒备森严，一旦行动失败就会暴露詹长麟的身份。军统将这个情况上报给了蒋介石，请求最高层做出决定。 蒋介石在接到报告后没有多做犹豫，很快同意了这个计划。军统随即开始筹划这次暗杀行动，并找到詹氏兄弟询问他们的意见。 在确定了行动方案后，詹长炳负责购买毒药，而詹长麟则负责在宴会上投放。他们选择了日本人最爱的绍兴老酒作为下毒的载体。 在宴会当天下午6点左右，詹长麟开始了他的行动。他先是拿出詹长炳购买的毒药，小心翼翼地倒入了一坛酒中。 为了确保撤离计划的顺利实施，詹长麟提前向管家报告自己身体不适，称宴会结束后可能需要去医院就医。这个看似简单的借口为他后续的撤离创造了条件。 在宾客即将到来前，他将那坛下了毒的酒分别倒入了各个宾客的酒杯中。完成这一切后，他立即退到后台，准备实施撤离计划。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天的宴会上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所有目标。一些重要的日军将领，包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都没有出席这次宴会。 尽管如此，毒酒已经倒下，行动已经无法回头。在宾客入座准备饮酒时，詹长麟按照计划向管家请假。 得到允许后，詹氏兄弟骑着自行车迅速赶往江边，那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应的小船。他们要与提前安置好的家人会合。 就在他们驶向江心时，岸边已经响起了追捕的声音。显然，宴会上已经发生了变故，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当时船上三人都不会游泳，情况一度十分危急。所幸天色渐暗，让追捕的日军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这次行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日本人如此重要的宴会上投毒，依然让日本人颜面扫地。这也成为了抗战史上著名的＂金陵毒酒案＂。 这次暗杀行动虽然只造成了两人死亡，但它的影响却远超出了实际的杀伤效果。金陵毒酒案发生后，日军在南京城内立即展开了大规模搜捕行动。在这场搜捕中，近千名中国居民被抓捕，其中包括詹氏兄弟和王氏的众多亲属。 这些被抓捕的人几乎都遭受了严刑拷打。但由于行动计划的保密性，这些无辜的亲属对整个事件确实一无所知。 在暂时躲过追捕后，詹氏兄弟先是藏身于乡下农家。为了转移日军的注意力，军统在6月25日安排他们给日本人寄了一封信。 这封信声称他们已经逃到上海，信封上的邮戳也确实来自上海。这个计谋成功误导了日军的搜查方向。 实际上，两家人仍然藏在南京郊外的乡下。直到一年多后，他们才真正转移到上海，那时日军的搜查早已难以为继。 然而在战后，詹氏兄弟并没有接受军统的安排前往台湾。他们选择留在大陆，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