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恩来劳山遇刺，11名警卫员全部战死，而幕后真凶却在延安！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在和国民党代表商讨红军改编问题的背景下，多次往返于延安与南京之间。此次前往南京的路途，由警卫队员陈友才等人负责安全。
清晨九点，周恩来一行从延安南门兵站乘坐卡车出发。出发之前，陈友才详细部署了行程安全措施，并告诫队员们需保持高度警觉。他们的路线通过山区，自然条件恶劣，险象环生。此区域不仅地形复杂，还是盗匪频繁出没之地。
行车不久，陈友才便察觉到异常。当车辆穿过劳山北麓的深林小道，周边密林和杂草丛生，陈友才提醒战士们密切注意四周。然而，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声打断了他们的警惕，陈友才立即判断出这声音非同寻常，迅速指挥车队做好战斗准备。
突然间，林中响起密集的枪声，数十名战士陷入袭击之中。伏击者似乎早有预谋，数量远超周恩来一方。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陈友才迅速判断局势，并作出指挥，让战士们寻找掩体进行还击。
陈友才不仅指挥战斗，还在关键时刻替换了周恩来的衣物，自愿扮作周总理以吸引敌人火力。这一举动极大地分散了敌人注意力，为周恩来和其他战士创造了撤退的机会。
虽然局势极为危急，周恩来的队伍在陈友才的精心安排下，成功突破重围。然而，陈友才和他的警卫队员们因弹药耗尽而被敌人包围，最终英勇牺牲。他们的勇敢行为确保了领导人的安全，并为抗战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周恩来得知牺牲者的消息后，深受感动，随后组织了追悼会，并对陈友才等人的英勇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纪念。
毛泽东坚定地要求查清真相，既为了向牺牲的战士们交代，也为了确保未来类似的安全漏洞得到修补。为此，毛泽东指派了当时的保卫局侦查科科长谢滋群负责此案的调查。
谢滋群面临的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遇袭地点位于偏远的劳山北麓，那里人迹罕至，且大部分警卫员并未看清敌人的面目。更糟糕的是，伏击者在行动后迅速消失，留下极少的线索。然而，谢滋群并非无从下手。他首先排除了国民党的直接参与。由于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关系的缓和，他认为蒋介石不太可能直接策划此类行动。
转而深入地区调查和分析后，谢滋群发现袭击者实际上是延安周边的土匪，与当地的哥老会有某种联系。哥老会，作为一种民间结社，以劫富济贫的名义活动，但实际上常常沦为地方上的悍匪。虽然他们主要由无业游民组成，偶尔也有知识分子加入，但这些人为了生计常常陷入打家劫舍的行径。
深入调查后，谢滋群发现实际上有200多名土匪参与了此次袭击，他们大多数时间藏匿在山中，与外界接触甚少。通过进一步的行动，谢滋群还发现这些土匪与国民党的联系密切，但由于国共合作的表面友好，国民党不能公开对共产党领导人采取行动。因此，他们通过暗中联系，利用延安内部的特务系统来获取情报。
谢滋群通过伪装战士潜入土匪中间，成功地收集了关键信息：土匪头目李清吾和一个名叫冯长斗的延安特务联手，后者提供了周恩来车队的详细信息和路线。这使得李清吾计划在周恩来前往西安的途中实施伏击，企图暗杀周恩来以获得国民党的赏识。
党中央对于哥老会等组织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本的友好合作态度因一次遇袭事件而戛然而止，转而采取了限制其发展的政策，他们对哥老会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分类管理，将其分为苏区和白区，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加强了对这一组织活动的监控和控制。
随着新政策的执行，谢滋群在一次汇报中揭示了哥老会可能被利用作为反革命工具的风险。这一信息促使毛泽东作出反应，指派吴台亮组建一支专门的剿匪部队。这一行动不仅针对了传统的土匪，也直接指向了哥老会在白区的活动。然而，哥老会和当地的土匪对这一剿除行动反应激烈，频繁进行暴力抗争，试图通过血腥手段抗拒中央的剿匪行动。
面对愈发激烈的反抗，吴台亮在无奈中向中央申请增兵，决心一举清除这些潜在的反革命力量。在部队浩浩荡荡准备行动之际，反动民团的领袖姬延寿企图联合李清吾的土匪势力进行反击。这一计划未能秘密进行，很快被中央情报部门察觉。吴台亮迅速行动，逮捕了姬延寿，有效切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避免了进一步的联合抗击。
在这一系列行动中，部队政委贾腾云试图内部勾结土匪，进行叛变。但他的企图很快遭到了警卫班班长李天杰的识破。李天杰的忠诚和警觉为吴台亮提供了及时的情报，贾腾云随即被抓并送往延安接受审判。这一忠诚行为保证了剿匪行动的顺利进行，李清吾及其山匪组织被彻底肃清，大量土匪被消灭。
在随后的公审中，李清吾和姬延寿站在民众面前，面对死亡的恐惧显然压倒了他们曾有的凶残。 1973年恩来同志回到了延安，他试图寻找自己忠诚副官陈友才的墓地，但却得知墓地已被破坏，遗骸不知去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带着未竟的心愿离开了人世。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背面亲笔写着：“劳山遇袭，仅存四人。”这几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