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4日，晋察冀军区摄影科科长沙飞被处以死刑。行刑前，聂荣臻交代道：“他做的一切都是受鲁迅先生和日本人的影响，给他煮条鱼吧，他爱吃鱼！” 1912年，广州一个药商家庭迎来了他们的孩子——司徒传。与众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他自小衣食无忧，有机会沉浸在艺术的世界中。 年轻的司徒传通过鲁迅的作品，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当他接触摄影后，镜头自然而然地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这成为了他日后战地摄影的基础。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司徒传立即背上相机赶往上海，用镜头记录下这位文学巨匠的最后身影。在这段特殊的经历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笔名——沙飞。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声宣告着全面抗战的开始。此时，沙飞意识到，民族危亡之际，需要有人冲锋陷阵，也需要有人记录历史。八月底，他带着朋友们捐献的照相器材和鲁迅先生赠送的底片，毅然奔赴前线。 在平型关大捷后，沙飞在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初次见到了时任五师政委的聂荣臻。这次会面为两人后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在战场上，当大多数人扛枪杀敌时，沙飞选择用相机捕捉战争的真实面貌。 不同于其他战地记者，沙飞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线，有时甚至趴在炮筒下按下快门。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聂荣臻的高度赞赏，聂曾对他表示：＂照片的确更形象，老乡一看就懂。＂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沙飞还组织了战地影展，并将照片寄往延安、重庆和苏联等地，扩大了抗日宣传的影响力。 然而，战场上的残酷现实逐渐侵蚀着沙飞的心灵。八年抗战期间，他目睹了太多日军的暴行——被剖腹的孕妇、横死的儿童、堆积如山的同胞尸骨。这些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成为日后心理疾病的根源。 1949年，革命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对沙飞而言由于长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因肺结核被送入白求恩国际医院。在这里，沙飞遇到了日籍医生津泽胜。 津泽胜并非普通的日本人。他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之一，1945年以医生身份加入中国军队，为解放军的医疗事业贡献良多。在医院里，津泽胜的医术和善良赢得了众多中国病人的信任与尊敬。 然而，沙飞对这位日籍医生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第一次见面时，沙飞就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当他看到津泽胜为病人把脉的场景，立即产生了极度不安的反应，指责医生在打暗语、传递情报。 为了缓解沙飞的焦虑，医院特意为他准备了鲁迅的全集。不料，这一安排却成了引发悲剧的导火索。翻阅书籍的沙飞回想起当年关于鲁迅被日本医生害死的传言，这使他更加坚信津泽胜图谋不轨。 1949年12月15日中午，白求恩医院内的平静被两声枪响彻底打破。医生助理张富云循声赶到现场，眼前的一幕让她惊骇不已：津泽胜倒在血泊中，身上有三处枪伤，而沙飞则被两名警卫钳制，仍在奋力挣扎。 医院立即组织了最精干的救护团队，军区也派专机从北京送来外科专家，但津泽胜的伤势过重，终因额头致命伤而不治身亡。与此同时，沙飞被带往华北军区政治部接受审讯。 在审讯室中，沙飞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他列举了一系列所谓的＂证据＂，指控津泽胜滥用药物，通过注射和X光检查企图危害他的生命。然而，军区调查组的实地调查结果却恰恰相反：正是津泽胜的专业治疗使沙飞的病情明显好转。 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快呈到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案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聂荣臻深知此事的严重性。 然而，聂荣臻也无法忽视沙飞对革命的贡献。聂荣臻询问调查组：沙飞的精神是否正常？遗憾的是，当时的医学条件有限，调查人员只能从表面现象判断，认为沙飞意识清醒，能正常交流，只是脾气变得暴躁。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与权衡，华北军区最终做出了开除沙飞党籍并处以极刑的决定。 1950年3月4日，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对面的荒地上，执行死刑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聂荣臻特别交代道：＂他做的一切都是受鲁迅先生和日本人的影响，给他煮条鱼吧，他爱吃鱼！＂ 枪声响起，沙飞笔直地倒在了草地上。现场的群众发出低沉的哭声，为这位曾用镜头记录民族苦难的战士送行。消息传到聂荣臻耳中，他背对着报信的人员，哀叹道：＂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直到1986年，在沙飞家属36年不懈努力下，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多位专家对卷宗中沙飞的行为记录进行分析，结合国内外相关病例，最终确认沙飞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会导致患者产生严重的妄想，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事法院正式为沙飞平反，认定他的行为是在精神疾病状态下无法自控的结果，恢复了他的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