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毛主席宴请溥仪，席间毛主席询问溥仪：“大清的“传国玉玺呢？”溥仪先是一怔，随后满是惭愧地回答了毛主席的问题。 1962年，农历新春佳节的气氛正浓。在北京的一处庄园内，一场特殊的春节宴会正在举行。这是一场由中央重要领导人参加的新春聚会，桌上摆满了丰盛的佳肴，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 在众多宾客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几年前刚刚从抚顺战犯管理所获得特赦的他，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席这场宴会。面对这样的场合，溥仪显得有些局促，他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礼节，与在座的领导人相谈甚欢。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宴会的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向溥仪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大清的传国玉玺呢？＂ 这一问题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顿时引起了全场的注意。溥仪先是一怔，随后面露难色，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惭愧和遗憾。 传国玉玺，这块不足四寸见方的玉石，承载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彰显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特意命能工巧匠雕刻而成。 这块玉玺底部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既是为了便于辨别真伪，也寄托了秦始皇长生不老的美好愿望。自此，＂见此物如见皇帝＂成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玉玺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政治意义。 然而，秦始皇并未因此长命百岁，而玉玺则开始了它漫长的辗转之旅。从秦到汉，再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它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历史上，这枚传国玉玺最后一次被明确记载是在后唐时期。后唐皇帝李从珂在面临叛军围剿时，宁愿与玉玺同归于尽也不愿交出这一皇权象征，于是一把火烧了皇宫，抱着玉玺从城楼上跳下，从此真正的传国玉玺便下落不明。 之后的各朝各代虽然都在努力寻找，但终究无果，不得不另行制作新的玉玺来代替。到了清朝，皇太极曾宣称得到了秦汉传下来的玉玺，但后世考证表明那只是一件做工精巧的赝品。 对于溥仪来说，传国玉玺不仅是一块玉石，更是他从小接受的皇家教育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在紫禁城的深宫内，年幼的溥仪曾多次参与一些与玉玺相关的重要仪式，这些经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溥仪三岁登基后，虽然清朝的实际权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象征，玉玺依然被视为国之重器，受到极为隆重的待遇。每当重大典礼，玉玺都会被恭敬地取出，成为仪式的核心。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迫使溥仪仓促离开紫禁城。在那慌乱的时刻，溥仪只带着少量随身物品和一妻一妾匆忙出逃，而那枚代表着清朝统治权的玉玺，则被遗留在了宫中。 回到1962年的春节宴会上，面对毛主席关于传国玉玺的询问，溥仪坦诚地表示当年离开紫禁城时过于匆忙，什么都没来得及带走，玉玺很可能已经被冯玉祥拿走了。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对那段历史的遗憾和自责。 正当宴会上的气氛因传国玉玺的话题而略显沉重之际，毛主席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示意身旁的警卫员递上一个方形物件，放在了溥仪面前的桌上。这是一枚铜制印章，做工精细，纹路清晰，散发着朴实而庄重的气息。 ＂看一看，这是什么？＂毛主席笑着问道。他向溥仪介绍，这是新中国的象征之一，一枚由人民铸造的印章。与传统的玉玺不同，这枚印章并非玉石制成，而是由普通的铜料打造，却承载着全新的国家精神。 毛主席向溥仪解释了这枚铜印的特殊意义，指出它是由工人阶级一锤一锤打造出来的，图案和文字都是人民智慧的结晶。 在场的其他领导人也投来了赞许的目光，这一幕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现实的深刻思考，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待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态度。 在这场春节宴会上，两种不同性质的＂玉玺＂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是封建时代的皇权象征，由稀有玉石精心雕琢而成，代表着＂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另一个则是新中国的人民印章，由普通金属铸造，象征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变革。 对于溥仪而言，这次春节宴会不仅是一次普通的节日聚会，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九年间，溥仪通过系统学习和反思，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在伪满洲国期间配合日本侵略者的行为，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成为他最大的心理负担。 获得特赦后，溥仪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日常生活简单而规律。尽管外界环境已经改变，但内心的自责与愧疚仍然时常困扰着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的春节邀请和关于玉玺的谈话，为溥仪提供了一个走出心理阴影的契机。 此后，溥仪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中表现积极，为整理和研究清朝历史资料做出了贡献。他的这些努力，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这次谈话的实际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