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宁夏姑娘耿兰俊不顾父母反对，做了国内首例“女变男”的手术，当男性器官被植入身体后，他激动地说：“我终于变成男人了！”可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乎他预料之外。 手术刀划破皮肤的那一刻，耿兰俊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小时候被逼穿裙子的屈辱，初恋分手的泪水，还有父母失望的眼神。2005年，这位来自宁夏的姑娘，顶着家人反对和世俗偏见，在厦门中山医院完成了国内首例“女变男”手术。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命运的缰绳，可接下来的生活，却像一团迷雾，让他看不清前路。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能从耿兰俊变成“耿子”？这场蜕变，又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 手术室外，耿兰俊的母亲攥着手帕，嘴唇抖得说不出话。父亲靠着墙，低头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满是挣扎。手术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当医生推门出来，说“成功了”时，母亲“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不是喜悦，而是心疼。 耿兰俊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平坦的胸膛和腿间陌生的轮廓，他笑了。 耿兰俊从小就觉得自己“生错了”。在宁夏那个小城，女孩们跳皮筋、玩洋娃娃的时候，她却更愿意跟男孩子爬树、踢球。七岁那年，母亲给她买了条红裙子，她死活不肯穿，哭着喊：“我不要当女孩！”母亲以为是孩子闹脾气，哄了几句就过去了。 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不对劲”越来越明显。13岁，第一次来月经，她躲在房间里崩溃大哭，觉得身体背叛了自己。母亲递给她卫生巾，轻声说：“留长发吧，女孩就该这样。”耿兰俊却一把推开，转身跑出去，留下一句：“我不是女孩！” 高中时，耿兰俊爱上了一个女同学。她们偷偷牵手，走在操场边，低声说着悄悄话。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可好景不长。女孩的父母发现后，强行把女儿转学，临走前，她对耿兰俊说：“我没办法，我们不可能。” 失恋的痛像刀子一样剜着她的心，她整夜整夜睡不着，盯着天花板发呆。直到有一天，她在旧报纸堆里翻出一篇报道——“中国首例女变男手术成功”。那一刻，她眼里亮起了光，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为了这个梦想，耿兰俊高中毕业后没再读书，收拾行李去了厦门。她干过饭店服务员，搬过仓库货物，甚至在建筑工地扛过水泥，硬是攒下了一笔钱。2004年，她终于鼓起勇气，把想法告诉父母。母亲当场昏倒，醒来后抱着她嚎啕大哭：“你这是要毁了自己啊！” 父亲沉默了三天，最后叹口气说：“你要是真想清楚了，我们拦不住。”在无数次争吵和泪水后，父母妥协了。2005年，他们陪着耿兰俊走进中山医院，签下手术同意书。 手术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年内，耿兰俊经历了四次大手术：切除乳腺、子宫、卵巢，再植入男性器官。每一次麻醉醒来，她都疼得咬紧牙关，可她从不喊疼。她跟护士开玩笑：“疼点没事，总比活错了一辈子强。” 2006年，当她拿到印着“男”字的身份证，改名“耿子”时，她站在派出所门口，风吹过脸庞，她深吸一口气，觉得自己终于活成了自己。 可新生活并不全是鲜花和掌声。耿子回家那天，母亲站在门口，红着眼喊了声：“儿子，欢迎回家。”他扑进母亲怀里，眼泪止不住地流。可一转身，邻居们的眼神却变了——好奇、怀疑，甚至带着点嘲笑。找工作时，他也撞了南墙。 一次面试，面试官盯着简历上的两年空白，问：“你这两年干嘛去了？”耿子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我做了变性手术。”空气凝固了几秒，他起身准备走，却被叫住。面试官笑着说：“你这勇气，值一份工作。”最终，他留了下来，还凭实力当上了部门主管。 感情却成了耿子绕不过的坎。四十岁的他，至今单身。每次相亲，听到“变性人”三个字，对方要么礼貌拒绝，要么直接转身走人。 他也试过不去提过去，可总觉得瞒着不公平。有次约会，女孩问他：“你以前是不是不太一样？”耿子苦笑：“是啊，比你想的还不一样。”那天之后，两人再没联系。他不是没想过放弃，可每当夜深人静，他摸着自己的身体，还是会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的《性别重置技术临床应用管理规范》，手术对象需年满18岁、未婚、性别重置意愿持续5年以上，还需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和直系亲属知情证明。而公安部2008年的批复也明确，变性手术后可依法更改身份证性别。耿子的故事，正是在这些法律框架下，勇敢迈出的第一步。 如今，耿子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嘴角微微上扬。他的人生不算完美，却是他拼尽全力换来的真实。比起性别认同的挣扎，他更希望社会能多一份理解——毕竟，每个人的路都不该被框住。就像他说的：“我只是想做自己，有那么难吗？” 耿子的经历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数百人接受性别重置手术，而全球范围内，跨性别群体占比约为0.3%-0.6%。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将“性别认同障碍”重新定义为“性别不一致”，不再视为精神疾病。这股包容的风，也正慢慢吹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