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女婿是北京工体的设计者，第一任妻子是敦煌美女画家沙娜，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离婚后又和钱瑗结了婚。 钱钟书曾经风靡一时，据说当年《围城》播出时，他家里的电话几乎被粉丝打爆。面对这种热情，他感到有些烦恼，甚至忍不住对一位英国粉丝说：“你吃了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的话，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他曾以一言惊世，表示“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这是他典型的刻薄一面。对于论文，他唯一认可的就是鲁迅，而对女人，他只赞美妻子杨绛。除此之外，他只钟情于他们家的猫。 台湾学者水晶曾向钱钟书请教：“张爱玲的文章写得怎么样？”钱钟书回答：“挺好的，挺好的。”水晶听后很高兴，甚至和别人分享：“钱钟书很少夸人，但他对张爱玲却赞不绝口。”然而，当有人向钱钟书求证时，他却坦言：“我知道那人是研究张爱玲的，不好当面驳他面子。”这表明，钱钟书的夸奖并非出自真心，而是出于对学者面子的尊重。 小时候的钱钟书，完全不像他长大后的睿智聪明，反而显得有些呆傻。这个“呆”首先体现在他那“呆头呆脑”的表现上。他出生于无锡的钱家，幼年时便被过继给伯父，无法享受过多的家庭温暖。伯母嗜好鸦片，生父严厉，唯有伯父对他有所关爱。由于缺乏照顾，早上吃的是丫鬟热的馊粥，同学们都穿着皮鞋，而他却只能穿着伯父的大钉鞋。 许多敏感的孩子可能会因此觉得生活困苦，但钱钟书并不这么觉得。他曾穿着钉鞋上学时，看到路上许多小青蛙跳跃，便脱下鞋子将青蛙捉进鞋里，光着脚走到学校。上课时，青蛙从鞋里跳了出来，同学们乐坏了，老师也发现了这件恶作剧，命令他罚站，但他依然毫不羞愧，浑浑噩噩地站着，觉得这场景竟然挺有趣。 钱瑗，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有着不俗的才华和温婉的性格。她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遇到了同窗王德一。王德一也是一个充满才华的青年，两人在学习中相知相惜，成为了彼此欣赏的知己。 大学毕业后，钱瑗和王德一顺理成章地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志同道合，都希望能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以自己的才华和理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然而，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混乱让王德一感到无所适从。他敏感的心灵承受不住巨大的打击，竟然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钱瑗悲痛欲绝，一下子失去了相伴多年的丈夫，她感到人生的希望都随之破灭了。 年轻的寡妇钱瑗没有勇气独自面对残酷的人生，她搬回了父母的身边，想以后就这样安静地陪伴父母终老。钱家的父母疼爱女儿，见她经历丧夫之痛后变得沉默寡言，便想方设法地开导她、安慰她，希望她能走出悲伤的阴霾。 钱瑗的命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发生了转折。她的父母在一次聚会中认识了唐云女士。唐云得知钱瑗已经守寡多年，而自己的儿子杨伟成也经历过离婚。通过接触，唐云发现钱瑗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谦逊有礼，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孩。于是，她萌生了撮合儿子与钱瑗的念头。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都希望钱钟书能够留校从事英国文学的研究，但他回绝了他们的邀请，理由是：“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做钱某人的导师。”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钱钟书并不吝啬对周围的同行作出尖锐的评价。他曾批评同一时期的几位教授能力平庸，认为他们过于庸俗。他对作家的评价同样直接：他认为张爱玲缺乏大节，沈从文出身非正途，王国维的诗词“笔弱词靡”，并且批评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并非真正的幽默。 1932年，22岁的钱钟书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遇见了从东吴大学借读的杨绛。第一次见面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双眼炯炯有神，显得十分憨厚。而杨绛则觉得他“蔚然而深秀”。他们的对话颇为有趣，钱钟书紧张地自我介绍道：“我单身。”杨绛随即回应：“我也没男友。” 第二次见面时，钱钟书迫切地澄清：“别人说我已经订婚，都是瞎说，别信。”杨绛笑着回答：“他们还说我追求的男生满大街，甚至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男友，实际上，我单身。”这番对话让钱钟书喜上眉梢，他回去后立即写下了一首小诗：“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典型的传统父亲形象，在家庭中相当严厉，几乎从不当着钱钟书的面夸奖他。然而，钱钟书却并不延续这种传统父亲的形象，他在女儿阿圆的成长中是个玩伴，一起嬉戏、一起淘气、一起争吵。杨绛曾戏称他们是“老鼠哥哥同年伴”。 钱钟书喜欢和女儿玩埋地雷的游戏，甚至将她的毛笔、画笔、铅笔等物品藏在被子里，两个人一起藏来藏去，玩得不亦乐乎。当阿圆只有两三岁时，钱钟书不仅用墨笔在她的脸上画胡子，还在她的肚子上画鬼脸。杨绛批评他后，他便转而编起顺口溜，给阿圆起各种可爱的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