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陈赓和廖承志在上海法租界先后被捕，廖承志一副贪生怕死的样子主动提出要说出共产党藏在哪里，这让法国巡捕很意外。
1925年6月，广州沙基惨案发生时，廖承志正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突如其来的一枪从英军阵营射来，打飞了他的帽子，险些丧命。这次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右派暗杀，年仅17岁的廖承志失去了父亲。为了保护孩子免受进一步的迫害，母亲何香凝决定将姐弟俩送往日本避难。在那里，廖承志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加入了由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领导的学生组织。在日本，他积极参与反日大同盟的活动，因而多次遭到逮捕。两次被捕后，他被迫被驱逐出境。
1926年夏，廖承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因其参与的活动引起了日本警方的关注，他再次被拘捕并被强制驱逐出境。此后，他先后在德国汉堡和荷兰海牙活动，领导中国海员的运动，并因组织工作再度被拘捕，最终被驱逐出境。虽然屡遭困境，廖承志始终不失幽默感。他曾自嘲道，自己似乎命中注定要与监狱结下不解之缘，甚至开玩笑说，自己并没有算命，但每次坐“洋牢”时都能感受到“还算文明”的待遇。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廖承志对国民党的做法愤怒至极，毅然脱离了国民党，前往日本继续学业。在此期间，他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社，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发表了不少激进的政治言论。由于这些活动，廖承志三次被日本政府投入监狱，但这些打压并没有让他气馁。1928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党内宝贝”。同年，廖承志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33年2月的上海法租界，一场出人意料的审讯正在进行。与以往那些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不同，被捕的廖承志主动向法国巡捕表示，愿意带路指认共产党的藏身之处。在确认廖承志确实有此意愿后，巡捕们立即向上级汇报这个意外之喜。
这位看似＂软骨头＂的年轻人，其实有着不同寻常的革命家庭背景。1908年9月25日，廖承志出生在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家庭。他的父亲是著名的革命志士，母亲何香凝更是当时活跃的民主人士。父亲为他取名＂承志＂，寄托着对他继承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殷切期望。廖承志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革命的种子早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33年初的上海租界，局势异常紧张，陈赓和廖承志先后在法租界被捕。在被关押期间，廖承志注意到一个异常现象：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抓捕，而且敌人似乎总能准确地找到目标。这种情况显然不是偶然，背后必定有内奸在作祟。
廖承志带着巡捕们在上海的街巷中穿行，最终在一条偏僻的小巷中停下。他指着一栋二层小楼，声称这里就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巡捕们正准备大举进攻时，却发现这竟是廖承志自己的家，开门的是他的母亲何香凝。
廖承志利用这个机会，用方言向母亲简短地传递了重要信息：有关组织内部出现叛徒，同志们已经被捕的消息。虽然这番对话很快被巡捕打断，但关键的信息已经传达出去。这短暂的几分钟交谈，为后续营救行动和组织安全埋下了伏笔。
1933年8月，廖承志应党的指派，前往川陕苏区参军。当时，他即将离开浙江的家乡和爱人经普椿，心中充满了不舍。在临别前，廖承志对经普椿说道：“你若真心喜欢我，就多等两年吧。”之后，廖承志便告别了家乡，开始了漫长的革命征程。初到川陕，他被分配到川陕总工会，担任川陕苏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
在延安的日子里，廖承志对母亲和爱人的思念愈发强烈，于是开始频繁写信，向家人汇报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他在信中提到，常常想起爱人阿普，并叮嘱她：“记得转告阿普，让她多读书，多学些进步的东西，我们总有再见的一天。”他还向母亲报告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安慰她说：“我身体很健康，精神也不错，让她不必担心，也照顾好自己。”
在万里长征中，有一位特殊的“罪犯”，他每天戴着手铐，晚上套上脚镣，忍受着极大的折磨，但始终未放弃自己的信念，继续从事宣传工作，并画了大量宣传画。他便是廖承志。由于他与罗世文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将其诬陷为“蒋介石特务”，并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带着手铐随军长征。
1936年12月，党中央最终彻底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廖承志得以恢复自由并恢复党籍。他的党内地位得到了恢复，他的生命和革命事业终于走上了新的轨道。与他同被关押的罗世文曾回忆，廖承志的生命在当时可谓危在旦夕，若没有周恩来的营救，廖承志的生命恐怕难以保全。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暂时放弃了武力统一台湾的诉求，转而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两岸问题。1982年7月，廖承志作为国民党元勋廖仲恺的儿子，发表了一封致台湾同胞的公开信，呼吁两岸摒弃前嫌，展开对话与合作。在这封信中，廖承志以“经国吾弟”开头，语气亲切，犹如兄长劝教一般。信中，他表达了希望两岸能“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