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国清任大军区第一政委期间，第二政委却是党委第一书记，他们两人到底谁说了算？ 1950年，在胡志明请求中国支援时，中央指派韦国清带领一个军官顾问团前往越南，协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韦国清不负重托，他的指导帮助越南军队取得了许多重要胜利，尤其是在“奠边府大捷”中，彻底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胡志明曾评价说：“要不是韦国清同志给人民军打气、鼓劲，奠边府的胜利难以想象！”随着越南局势的稳定，毛主席亲自指示让韦国清回到广西主政，韦国清在广西的任职长达20年之久。 韦国清1913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童年过得十分艰辛。7岁时，母亲因长期劳累不幸去世。13岁时，父亲因参加革命运动遭到迫害，家园被毁。家庭的变故、父亲未竟的事业，促使韦国清毫不犹豫地投入到革命的浪潮中。 1928年，韦国清加入了当地的农民自卫队。1929年下半年，在邓公和张云逸等代表赴广西开展革命活动期间，韦国清积极投身于农民自卫队发起的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这次胜利为后来百色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底，韦国清加入了红七军第三纵队，开始接受邓公的指导，迅速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并于1931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征途中，韦国清始终坚守阵地，既加强了自己的学习，也参与了许多战斗。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令，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初期，韦国清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干部团特科营的营长，主要负责保障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并且培养和输送干部。 1966年，广州军区迎来了一位新的第一政委——韦国清上将。按照当时的军队制度，大军区级单位设有党委会，第一政委通常会兼任党委第一书记。然而，在广州军区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担任第二政委的刘兴元中将，成为了党委第一书记。这种看似矛盾的领导架构，在当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从职位等级来看，韦国清作为上将，无论是军衔还是资历都要高于刘兴元中将。按照常理，军区的最高决策权应该掌握在韦国清手中。但实际运行中，刘兴元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实际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这种独特的权力分配方式，其实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 追溯到1959年，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同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面对繁重的地方事务，陶铸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东省的建设发展中。在这种情况下，由刘兴元实际负责军区的党政领导工作就成为了一个务实的选择。这一工作模式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为后来韦国清时期的领导体制奠定了基础。 刘兴元在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期间，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主持建立了多项军事制度，使广州军区的军事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多次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在他的领导下，广州军区涌现出众多先进典型，部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特别是在一些特殊时期，当其他军区出现不稳定因素时，广州军区在刘兴元的主持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展现出了过硬的政治把控能力。到了韦国清担任第一政委时期，这种分工模式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韦国清以严格的部队纪律而著名。1940年12月，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九团在阜宁县马家荡打开一户地主大庄园，发现了许多地主家的小物件，一些干部和战士随意拿取了物品。韦国清得知后，立刻召集团领导，严令将所有物品退还。 此时，群众自发送来猪、羊等慰问品，九团的干部准备收下。韦国清了解到后，立即开导团领导：“广大群众生活很苦，猪、羊等慰问品我们不能收，慰问品只能由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送来，才能接受。” 1942年3月，韦国清收到情报，得知顽军第17纵队司令许志远、安徽省第六区专员马馨亭部进驻灵北地区，并与灵璧县县长赵觉民部与日伪军合流，意图为王仲廉部东进提供“跳板”。对此，韦国清愤怒不已，决定采取“杀鸡用牛刀”的战术，率部远程奔袭，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于拂晓时分发起进攻。 然而，他发现敌人已经转移，于是立即决定追击。很快，韦国清追到了敌人并成功将其包围。经过激烈的进攻，敌军被困后，韦国清亲自前往前沿阵地视察，指挥骑兵迂回突破，最终在激励冲锋号的带动下，快速突破敌人防线，成功歼灭顽军500余人，俘虏许志远、赵觉民及其部队370余人。这一战，得到了新四军首长的高度评价，并发来了贺电。 1944年10月14日，战况紧急，韦国清根据在军校学到的知识，并结合实际情况，判断敌军伤亡严重且供给不足，注定无法在深山中坚持太久。因此，他果断决定改变原有的“创造条件，主动进攻”的战略，改为坚守营地，出其不意进行夜间奇袭。 这一战略历时10天，最终成功歼敌3600余人，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在这场战斗中，韦国清凭借机智灵活的指挥，屡战屡胜，战法多变，屡次逆转战局，因此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小诸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