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罗荣桓到郯城根据地检查，发现该地县长生活腐化，抽大烟、嫖妓。而在自己提出批评后，对方居然反驳道：我这是“统战需要”。这种现象当时不是个例，罗荣桓后来在大会上主动提出自我批评，甚至差点离职。 罗荣桓元帅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开创者之一。1945年10月，随着东北大进军的展开，罗荣桓带领从山东调来的六万多名士兵参与了这次战役。四野百万大军的高级将领，大多都来自山东八路军系统，且大部分为罗荣桓的铁杆部下。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罗荣桓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开展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一历史事件对于红军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三湾改编”中，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这一原则标志着党对军队的领导进一步加强，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确保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然而，当时由于红军的队伍组成相对复杂，队伍中不仅有工人阶级，还有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很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军中盛行，党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和领导作用相对薄弱。因此，如何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有效贯彻到实际中，成为当时党和军队建设的关键。 罗荣桓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了三湾改编，并坚定执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思想。他率先在自己所在的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并在班排级别建立了党小组，成功发展了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 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0年9月的桃峪会议上，会场气氛凝重。与会人员神情严肃地听着罗荣桓的发言。作为115师的主要负责人，罗荣桓站在台上，逐条列举部队存在的问题：干部作风不正、违反群众纪律、男女关系混乱等。 他以身作则，带头做自我批评。在发言结束时，他甚至提出了请求调离的意见，表示愿意去外地学习，将115师的工作交由其他同志负责。这一表态在会场上引起不小的震动。 要理解罗荣桓为何会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还要从一年前说起。1939年，八路军115师作为主力部队之一进入山东。在罗荣桓的带领下，部队战果显著，相继开辟了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根据地。短短一年多时间，115师及地方武装的总人数就发展到了7万余人。 然而，部队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那是1940年在郯城根据地的检查工作中，罗荣桓收到多份举报，反映县长翟新亚存在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经过认真调查，这些举报都得到了证实：翟新亚不但与当地地主勾结，还经常出入烟馆和风月场所，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操守。 更令人愤慨的是，当罗荣桓找他谈话时，翟新亚不但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狡辩说这是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这种荒谬的说法立即遭到了罗荣桓的严厉驳斥。面对这种情况，罗荣桓立即做出决定，将翟新亚停职查办。然而，翟新亚在被带回师部接受审查期间逃脱，随后投敌叛变，成为了一名汉奸。这一事件给鲁南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东北野战军在攻打锦州前夕，1948年10月2日，敌军增援部队4个师在葫芦岛登陆，东野司令员林帅担心腹背受敌，遂向军委发电，提出回师攻打长春的设想。如果按照这一设想实施，可能会影响到在东北战场上将国民党军队全歼的战略目标，从而增加今后在关内作战的难度，甚至可能推迟解放战争的整体进程。 东野政委罗荣桓得知情况后，立刻向林帅提出建议，建议他再次向中央发电，坚持首先攻打锦州，这一策略为确保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提到，“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这充分反映了罗荣桓在关键时刻的果敢决策和政治远见。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初获任命时，罗荣桓心中充满了顾虑，主要源于他的身体状况。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他多次受伤，积劳成疾，并且在1946年接受过手术，摘除了长了肿瘤的部分肾脏。 尽管如此，他并未因为身体状况而推辞职务，反而毅然接受了党中央的信任，决定继续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罗荣桓自红军时期便从事政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中央在1950年4月决定任命他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由于工作异常繁忙，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因此反复不稳。 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罗荣桓在身体极度虚弱时，每开完一个会，往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很久才能恢复过来。罗荣桓临终前曾对子女们说：“我当然愿意不死，为党继续工作，可是既然死已经来到，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什么也没有给你们留下，只希望你们坚信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