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5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中央派人给她宣读一份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一时间，关露喜极而泣，但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她竟然选择自杀。 关露，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她8岁去世，母亲撑着家计，但没几年也走了。家里本来有点薄产，结果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卷走，她和妹妹差点流落街头。幸好姨妈收留了她俩，还供她读书。关露从小就聪明，靠自学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先学哲学，后来转到中文系。大学里，她接触到进步思想，1932年加入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命和国家绑在了一起。 30年代，她到了上海，用“关露”这个笔名写诗写散文，混得还挺有声色。《太平洋之歌》让她在文坛站稳了脚跟，那会儿她才二十多岁，已经跟当时的文学大咖齐名，被人叫“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党组织找上门，给她扔了个烫手山芋——潜入汪伪政权特务机构“76号”，去策反李士群。这任务不是开玩笑的，她得装成汉奸，跟汪伪高层混在一起，还要跟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拉关系。那几年，她走到哪儿都被人骂，朋友翻脸，路人指指点点，可她只能咬牙扛着，把情报往外传。任务是完成了，但“汉奸”这顶帽子却摘不下来，全国上下都把她当叛徒看。 抗战结束了，关露本以为能喘口气，结果党组织没及时给她正名，国民党那边直接把她列进“锄奸”名单，抓起来关了8年。出狱后，日子还是没法过，走到哪儿都被人戳脊梁骨。她写的东西没人敢碰，文学梦算是彻底砸了。1955年，又因为潘汉年案受牵连，别人怀疑她是双重间谍，她又被扔进监狱，这一关就是10年。1965年放出来时，她已经快60岁，身体垮了，精神也撑不住了。之后的日子，她就跟隐形人似的，一个人窝在北京的小破屋里，靠着点微薄的补贴过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几十年，她没干过啥坏事，反而是为了国家豁出去过命，可换来的全是误解和冷眼。监狱里那些年，她没少受罪，听说还得过抑郁症，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身边的人走得走散的散，她就像被世界扔在角落里，谁也不记得她曾经干过啥。 1982年3月，关露75岁，病得下不了床，中央终于派人给她送来了平反文件。文件里清清楚楚写着：“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这张纸，等于给她43年的苦难画了个句号。她听到这消息，眼泪哗哗往下掉，半辈子背的黑锅终于卸下来了。那一刻，她肯定百感交集——开心是肯定的，毕竟清白了，可心里估计也堵得慌，毕竟这正义来得太晚，晚到她都快熬不下去了。 平反这事儿，对她来说不只是名誉上的翻身，更是对她忠诚的肯定。她当年豁出去干那些危险活儿，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可这43年，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骂，谁也补不回来。文件是给了，可那些失去的岁月、那些精神上的折磨，谁能还给她？她拿到文件的时候，估计心里既有解脱，也有说不出的沉重。 平反后没多久，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家服药自杀了。这消息传出来，所有人都懵了。好不容易熬到清白，她咋就想不开了呢？其实，她的选择没那么难理解。半辈子被误解，她的精神早就不行了，监狱里熬了那么多年，出来后又孤零零地活着，早就没什么盼头了。平反虽然给了她清白，可她已经75岁，病得起不来床，生活还是那个死样子，没人陪，没人懂，那些伤疤还在那儿扎心。 有人猜，她可能是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平反是她撑下去的最后一口气，等这口气喘完了，她就再也找不到理由坚持。也有说法是，她对这迟来的正义失望透了——要是早几年给她正名，她兴许还能过几天好日子，可现在呢，人都快没了，才来这一出，有啥用啊？她留下的纸条上没写太多，字歪歪扭扭的，就透着股累和绝望。她这一辈子，太苦了，苦到最后可能觉得，活着还不如走了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