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和傅作义等人开会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求助电报，匆匆飞往上海。傅作义得知真相后，气得大骂。 辽沈战役打响后，老蒋带着杜聿明等亲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沈阳之间，试图挽救战局。期间，老蒋大部分时间，住在北平圆恩寺的临时官邸。 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残余蒋军与关内的陆上联系中断。惊慌失措的老蒋，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 这时的老蒋，还想让在葫芦岛的“东进兵团”，和出沈阳的“西进兵团”，继续执行“东西对进”的方案，反攻锦州。沈阳的主力，已基本被抽空，老蒋只能把希望寄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身上，让他抽调三个军，配合“东进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 傅作义认为锦州已失，再去反攻成功率不大，转而提出一个奇袭计划，调集一支机动部队，闪击西柏坡。 病急乱投医的老蒋，对傅作义的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就在老蒋和傅作义就细节问题商讨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俞济时快步走到老蒋身旁，将一封电递了过来。 电报是宋美龄发来的，上面写道：“经国行事莽撞，局势失控，盼速来上海。” 老蒋脸色骤变，沉默片刻后，对傅作义说：“宜生，上海那边出了些紧急状况，我明日一早必须赶过去。这华北的战事，就全权托付给你了。” 傅作义的“绥远系”兵力有限，若要执行奇袭计划，就要使用大量的“中央军”，华北的“中央军”将领，基本都是黄埔系，对傅作义这个总司令并不买账，反而是副总司令陈继承在“中央军”的话语权更强。 若老蒋在北平坐镇，傅作义的指挥就要顺畅的多，见老蒋突然要走，傅作义忍不住说：“局势如此紧张，此时总统若离去，诸多决策恐难推进，。” 老蒋摆摆手，说：“宜生，事出有因，上海之事刻不容缓。你经验丰富，定能稳住局面。你和陈副司令（陈继承）的矛盾我有所了解，放心，我已决定将他调回南京，华北的军政，由你全权负责。” 战事这么紧张，老蒋为何却要去位于后方的上海呢？ 原来，在1948年8月，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老蒋派蒋经国前往上海实行经济管制，开展 “打虎” 行动。 初到上海，蒋经国成立 “打虎大队”，日夜巡查，对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商家毫不留情。一开始，倒也起了些效果，投机行为收敛了许多。 不到一个月，蒋经国的“打虎”，将六十多个商人关入监狱，将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居奇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等人公审后枪决。此外，还处置了荣鸿元、万墨林、陶启明、杜维屏、戴铭礼等一大批人。 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被抓的罪名是“非法套汇”。 在杜维屏被抓后不久，蒋经国召集上海各界代表开会，参会的杜月笙质问道：“我儿子犯法，确实该抓，我也不护犊子。可是，蒋公子如果秉公执法的话，那就应当一视同仁。在此，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一二。” 蒋经国说：“杜先生但说无妨。” 杜月笙站起身来，提高音量说道：“我听说，市面上有一家扬子公司，囤积了大量物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既然蒋公子要整治经济，为何不派人去查一查这扬子公司呢？难道这扬子公司有什么与众不同，能逃过执法吗？”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众人纷纷交头接耳，目光都投向了蒋经国。蒋经国被这话怼得满脸通红，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扬子公司的老板孔令侃，正是蒋经国的大表哥，背后还有宋美龄等人撑腰，可不是轻易能动的。 杜月笙接着说：“我儿子套汇那点钱，比之扬子公司，那就是九牛一毛。” 在此情况下，蒋经国只能咬着牙说：“扬子公司若真的囤积居奇，我一定严惩不贷。” 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决定对扬子公司动手，大队军警查封了扬子公司在上海的所有仓库。清点库房结束后，当蒋经国得知扬子公司在上海囤积的物资有三千吨之多后，也是大吃一惊。 扬子公司被查，引起轰动，上海大小报社纷纷报道，并时刻关注着进展，想看蒋经国对孔令侃这个“皇亲国戚”究竟能处理到那一步。 孔令侃气冲冲的去找蒋经国说：“扬子公司的这些物资，都已经向社会局登记过了，不过是正常的商业储备。” 蒋经国说：“你那些小伎俩别在我面前耍，市场上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而你扬子公司囤积如此之多物资，还敢说是正常储备？这次查封，绝无误会。” 孔令侃见蒋经国不买他的帐，便飞去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气冲冲带着孔令侃飞去上海见蒋经国，见蒋经国还是不为所动，孔令侃放狠话说要把蒋、宋、孔家这些年来，见不得人的事都抖搂出来，大不了“同归于尽”。 宋美龄见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无奈之下，只好打电报让老蒋南下。 老蒋登机离开后，送行的傅作义问身边的政工处长王克俊：“总统这么急得去上海，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 王克俊对此有所了解，如实相告。傅作义听后，愣了一下，叹气说：“大战当前，身为统帅却弃军赴沪、奔忙于家族的私事，我们还给他卖什么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