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这一年的元宵节，礼部尚书王珪，给李世民呈上一份奏章，李世民有点不高兴。王珪在奏章里说：“三品以上官员，途中遇到亲王，都要下车叩见，这个不太合礼仪，应该废除。” 唐朝初年有四大名相，他们是魏征、杜如晦、房玄龄和王珪。 杜如晦和房玄龄是李世民的忠实拥趸，而王珪和魏征则是太子李建成的属下，双方后来成为了竞争者。 好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世纪碰撞中，王珪和魏征都没有被撞碎，还被李世民收编，后来双双走上了阳光大道。 王珪的前半生是比较坎坷的，最初跟随叔父反抗隋炀帝，结果兵败，他被通缉，只得跑到终南山里隐居。 好在他隐居这十多年里，结交了后来名震天下的杜如晦、房玄龄，人以群分，由此可知王珪确有真才实料。 待到李渊起兵，不甘于平淡的王珪受到举荐，进入了李唐大军，并成为李建成的重臣，颇受重用。 本来以为李建成能顺理成章登基称帝，未料到风云突变，一场玄武门之变，又将王珪的努力全部清零。 这时房玄龄和杜如晦对他伸出了援手，他们向李世民大力推荐王珪，而李世民也早知王珪的大名。 于是不计前嫌，起用王珪，迎来人生三春的王珪当然是振奋精神，以百分之一千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王珪的工作能力和成就都被李世看在眼里，他曾经不无感慨地说道：“朕以前不谙政务，只懂得跨马征战，即在王珪和魏征两人精于政务，对我帮助甚大。” 王珪曾经按照李世民的命令，对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等人进行品评，在表扬别人的同时，也没有贬低自己。 他认为自己在“激浊扬清，疾恶好善”方面，可以说是更胜一筹。 当然，史书对他的评价则是“推诚纳善，每存规益”。 李世民对于王珪简直是太满意了，于是在贞观十一年，把他任命为魏王李泰的老师。 而王珪果然是尽职尽责，他教导李泰要行善，更要以忠孝之心来对待自己的父皇李世民，这让李世民非常高兴：“朕的儿子以后就不会做错事了。” 而且王珪还在各个方面大力进言，以求唐太宗的政权能够更加坚强有力。 他曾经劝唐太宗广开言路，后来唐朝中央政府在宰相入宫议政时，谏官同样可以参与，大力提高了谏官的地位，他们可以畅所欲言，来反映当时的问题。 638年，时任礼部尚书的王珪看到诸王权势显赫，而太子却不被特殊对待，这样很可能会动摇太子的权威。 为此他专门上了道奏疏，认为：“所有官员在遇见亲王时，都必须行礼，特别是三品以上官员，作为一方巨擘，也要下车行礼，这与法规不符。” 这次唐太宗就没有立即采纳王珪的建议，而是与他进行了辩论，因为这项政策，最初就是唐太宗制定的，为的就是彰显皇室王爷的尊贵。 唐太宗一听王珪质疑自己的决策，当即脸色就沉了下来：“你这是轻视皇子，蔑视皇室尊严。” 然而王珪却毫不在意，而是据理力争：“太子作为一国储君，大臣们下车行礼，那是古已有之，是合情合理。” “可是诸位亲王却只是因为皇室血脉，就要受到朝中大臣特别是三品以上重臣的行礼，这样太子的特殊地位就无法显现，久而久之，太子的权威就会受到质疑甚至动摇，于国本不利。” 而且这时魏征也在旁边打圆场，他引经据典地说道：“汉魏以前，三公的地位是高于皇子和诸位亲王的，这是法律规定的。因此三品以上官员特别是各部尚书给皇子亲王下马行礼，确实是不应该的。” 王珪又加了一句：“只有突出太子的地位，让其他皇子明白两者的不同，才能避免有些皇子有非分之想。” 李世民看到两位重臣都如此说，他也明白这是为了保证皇室正常秩序的必要手段，只是他为除太子外其他皇子争取来的福利被取消了，心头有些烦闷。 最终，王珪的奏章被批准了，从此三品以上朝臣只需要对太子行礼，遇到其他皇子只需要保持尊重就可以了。 为保持礼法，王珪还身体力行，在唐太宗之女南平公主下嫁自己儿子后，他一改以往必须朝拜公主的规矩，而是端坐堂上，接受公主的跪拜。 他要以此表明，在家里公婆是要高于公主的地位的。 而李世民也认可了这一举措，从那时起，公主下嫁都要跪拜公婆，这让那些娶了公主的家庭都松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