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坦白和周恩来的真实关系： 别人都说我是他的养子，这不正确。 1928年10月20日，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房子里，一个男婴的啼哭声打破了寂静。这个男婴就是李鹏，他的父亲李硕勋当时正在浙江从事地下工作，未能陪在妻子身边。 这个家庭的故事要从更早说起，李鹏的父母都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但他们选择了一条与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父亲李硕勋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殷实之家，年轻时就投身革命事业，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认识了同样来自富裕家庭的赵君陶。 1926年，这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上海结为夫妻。新婚不久，他们就接受组织派遣，奔赴武汉开展革命工作。 李硕勋很快成为党组织的重要骨干，先后担任过红七军政委、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等职务。然而，1931年在一次前往海南岛的任务中，他不幸被捕。 在狱中，李硕勋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但他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气节，没有向敌人屈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托人带出一封家书，嘱咐妻子要好好抚养儿女。 当时的赵君陶已经怀有第二胎，在上海生下女儿李琼后，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四川。在重庆和成都，这位革命烈士的遗孀靠教书维持生计，同时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从小失去父亲的李鹏，生长在一个特殊的革命家庭环境中。他的五舅赵世炎是著名的革命先驱，曾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领导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最终在1927年的反革命浪潮中牺牲。 不仅如此，李鹏的其他几位舅舅也都投身革命事业。二舅赵世珏早年加入同盟会，后在川军中任职；三舅赵世炯在邮政电信系统工作，为地下党提供了重要支持；三姨赵世兰更是党内知名的女性干部，建国后担任过煤炭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 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让年幼的李鹏从小就与许多革命先辈有所接触。1939年，他的母亲赵君陶在重庆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直接接受邓颖超的领导。 这样的成长环境，为李鹏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41年2月，十三岁的李鹏离开母亲，随队伍到达延安，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1940年的重庆，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当时在育才学校学习的李鹏接到去延安的通知，便和母亲一起来到了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 这是李鹏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见到这个革命烈士的孩子时，一眼就认出他长得很像父亲李硕勋，这让在场的人都感到十分亲切。 在这次见面中，周恩来还特意考察了李鹏的学习情况。他让李鹏阅读《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并要求他说出文章要点。 李鹏对社论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让周恩来十分满意。这件事很快在曾家岩传开，大家都夸赞这个年轻人虽然年纪小，却已经展现出不错的政治素养。 1941年到达延安后，李鹏与周恩来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在延安时期，周恩来的一些处事风格给李鹏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次，李鹏在周恩来家中看到一本《唐吉诃德》，看完后没有放回原位。周恩来后来找不到这本书，还以为李鹏拿走了。 等书找到后，周恩来专门告诉李鹏书已经找到了，但同时也指出了他没有把书放回原位的问题。这件小事体现了周恩来严谨的工作作风。 在延安期间，李鹏多次看到周恩来接待来访的同志。当时正值延安审干运动时期，许多同志都面临审查。 周恩来每次接待这些同志时都非常认真，即使右臂受伤不能伸直，也坚持做详细记录。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帮助澄清了许多同志的问题。 周恩来对革命先烈子女的关心不限于李鹏一人。在延安时期，不少革命烈士的子女都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关心和帮助。 他们对这些孩子既关心生活起居，也注重思想教育。周恩来常常抽出时间和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这种关心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48年，李鹏听从任弼时的建议，选择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电专业。 在苏联留学期间，周恩来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关心着李鹏的学习和生活。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周恩来去世。 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对于这个传言，李鹏在他的回忆录中做出了明确的回应：周恩来和邓颖超与他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 事实上，在革命年代，照顾牺牲同志的后代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延安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就经常关心和帮助众多革命烈士的子女。 这些孩子大多和李鹏一样，都称呼周恩来为＂周伯伯＂，称呼邓颖超为＂邓妈妈＂。这种称呼反映的是革命队伍中的深厚情谊，而不是收养关系。 从李鹏的成长经历也可以看出，他走出了独立的人生道路。1948年，在选择专业时，他听从了任弼时的建议，决定到苏联学习水电专业。 这个选择完全是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他个人的兴趣。周恩来虽然一直关心他的学习和生活，但从未干预他的人生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后，李鹏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在电力系统逐步成长。他的职业发展道路完全是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的。 周恩来对他的关心一直保持着适度的分寸，既不会过分干预，也不会给予特殊照顾。这种关系的分寸感，恰恰印证了这不是养父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