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过，让将军担任大使是最放心的，谁也不可能当叛徒。这是耿飚担任大使期间拍摄的一张照片。刚开始耿彪不愿意脱下军装去当大使，毛主席对他们说，外交也同样是战场。在周总理的训练下，一大批将军转变身份，成为了优秀的外交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外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央政府秉持着与国民党旧外交彻底断绝关系的方针，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外交基础都需要重建，对外交人员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面对外交工作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主席提出从军队干部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外交队伍。毛主席认为，＂外交也同样是战场＂，需要有敢于斗争、严守纪律的人担任这一重任。他曾明确表示：＂让将军担任大使是最放心的，谁也不可能当叛徒。＂ 周恩来总理对这批＂将军大使＂有着精辟的评价：＂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为了让这些将军们尽快适应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设立了培训班，教授他们外语、国际关系、礼仪等外交必备知识。 在这批＂将军大使＂中，耿飚是一个典型代表。190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的普通农民家庭，他年轻时在水口山当矿工，后来加入革命，1928年成为中共党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耿飚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最终成为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0年，当中央决定调他入外交部时，耿飚起初有些犹豫，不愿意脱下自己穿了多年的军装。面对这一新挑战，毛泽东主席亲切地对他说：＂在战争年代，你风风火火，现在搞外交，要加强调查研究啊！＂ 调入外交部后，耿飚被安排在新华饭店居住。习惯了艰苦环境的他，面对柔软的弹簧床反而辗转难眠。但他明白，适应新环境是工作需要，是执行党的命令。在给一位老战友的信中，耿飚表达了自己对新角色的理解：＂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仍然是一名战士，只是战场从枪林弹雨变成了外交谈判桌。＂ 就这样，在党中央的决策下，以耿飚为代表的一批将军逐渐适应了外交工作，开启了从军事指挥官到外交使节的转变历程，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踏上外交之路后，耿飚先后担任了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公使、驻芬兰公使和驻巴基斯坦大使等职务。在担任驻瑞典大使期间，耿飚以其严格的自律精神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曾与他共事的宋登华回忆，耿飚是使馆中唯一能做到绝对守时的人。 随着外交经验的不断积累，耿飚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1960年1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开始参与更高层次的外交决策工作。在这一时期，耿飚主持了中缅边界条约的谈判工作，这是一项既复杂又艰巨的任务。边界勘察、划定涉及大量细节，时间又十分紧迫。在耿飚的指挥下，相关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缅边界条约成功签订，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后，耿飚还负责组织协调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的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出访代表团，工作繁重而复杂。耿飚通过精心安排、周密部署，确保了访问的圆满成功，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1963年，缅甸国内局势复杂多变。奈温将军通过政变掌权后宣布推行＂缅甸式社会主义＂，但中国对此并未立即表态，这让奈温感到不安。同时，缅甸共产党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微妙阶段。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中共中央需要派遣一位既懂军事又了解内情的同志担任驻缅大使。凭借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耿飚成为了中央的不二人选。 这一任命的重要性从当时的送行阵容就可见一斑。在耿飚启程前往缅甸前，多位中央领导人亲自与他谈话，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周恩来总理特别向他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求他积极支持缅甸的和平中立政策，发展中缅友好关系。毛主席还特别叮嘱他，要把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党的关系区分开来，既不能因为要搞好两国关系就反对别国共产党，也不能因为支持别国共产党就干涉他国内政。 抵达缅甸后，耿飚迅速与奈温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创建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将军人的纪律性与外交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耿飚工作法＂，成为许多驻外使节学习的榜样。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缅甸国情；重视与当地各界人士建立联系；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各种复杂问题。 在促进缅甸政府与缅甸共产党和谈的过程中，耿飚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当奈温请求他作为中间人向缅甸共产党施压时，耿飚既没有一口回绝伤害两国关系，也没有答应超出职责范围的请求。他明确表示可以邀请相关人员来使馆交谈，促进和平谈判，但不会干预谈判内容和条件，强调中方支持和谈但绝不干涉内政。这一立场获得了奈温的理解和尊重。 1964年，耿飚敏锐地察觉到缅甸政局可能发生突变，立即向国内报告，并建议通过适当方式提醒奈温注意安全。毛泽东主席深思熟虑后，决定派周恩来总理紧急访问缅甸。这次访问由耿飚精心安排，进一步巩固了中缅友谊，也充分展示了耿飚作为一名外交使节的敏锐洞察力和组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