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以88岁高龄去胡适墓园扫墓，留下了这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当时的他手捧鲜花，缓缓走到胡适的墓碑前，为了体现他对胡适的尊敬，他还深深地鞠了几个躬，而这一幕恰好被镜头定格了下来。 1999年5月，宝岛台湾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88岁高龄的季羡林。这位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梵文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此次跨越海峡，有一个重要的心愿：前往胡适之先生的墓园，向这位阔别五十多年的老校长致敬。 当季羡林缓步走进＂中央研究院＂内的胡适陵园时，心情无比复杂。台北的阳光照在整洁的石阶上，陵墓显得雄伟庄严，墓志铭由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季羡林手捧鲜花，站在墓前，深深地鞠了几个躬。这一刻，恰好被随行人员的相机定格，成为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适之先生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季羡林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在这墓前，他的思绪回到了1948年12月，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而作为校长的胡适在简短的庆典讲话后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往南京。城外隆隆的炮声中，胡适含笑与朋友们告别，季羡林不曾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 五十年来，两人天各一方。胡适从南京到台湾，又去了美国，在那里生活数年却并不得志。最终他回到台湾，初期不被当局礼遇，后来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才算得到应有的地位。他的晚年依然痴迷于《水经注》的研究，直到1962年在宴席间猝然离世。 季羡林在文章中回忆：＂适之先生毕竟是一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他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有次在北京图书馆开会，胡适本打算提前离席，但当话题转到《水经注》时，他立即兴致勃发，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直到散会也忘了退席。 站在墓前，季羡林蓦然抬头，仿佛看到胡适那有魅力的典型笑容再次出现，五十年的时光仿佛缩为一刹那。虽然已至望九之年，季羡林却没有丝毫颓唐之感，反而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的豪情。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当季羡林站在胡适墓前深深鞠躬时，不只是一位老者对故人的缅怀，更是两代学者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精神对话。季羡林眼中的胡适，是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他那永远带着＂我的朋友＂式的笑容，是胡适最为人称道的特点。 在北大任教的三年中，季羡林经常到胡适那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汇报工作。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胡适对待每个人都亲切和蔼，不论是教授、职员、学生还是工友，从不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或教授架子。季羡林回忆道：＂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绝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胡适的幽默感也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在教授会上，杨振声带来一幅名贵古画与大家分享，当众人称赞时，胡适忽然站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充满幽默感的学者，对季羡林的学术成长给予了重要的影响。 两人学术上的交流也令季羡林铭记于心。当季羡林完成《列子与佛典》一文后，将文稿给胡适过目，第二天就收到胡适的回信，信中写道：＂《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季羡林意识到胡适是连夜看完的，这对他是极大的鼓舞。多年后在台湾，季羡林还听说胡适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曾在下午茶会上对年轻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使季羡林百感交集，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1949年之后，两人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季羡林留在大陆，跟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风雨。而在海峡对岸，到了1954年，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只是他＂坐山观虎斗＂，远在重洋之外，倒是＂伤不了他一根毫毛＂。 改革开放后，季羡林开始为胡适正名。他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尽管连＂先生＂二字都没敢加上，还有人劝他不要发表，但文章最终还是刊出了。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胡适研究逐渐恢复生机，安徽教育出版社甚至计划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邀请季羡林担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