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军阀家里出身的女子，最后却被自己伯父秘密杀害。
她死的时候，戴着生锈的手铐，被埋在歌乐山金刚坡的一个碉堡下，尸体藏了26年才被人发现。
而她的女儿，用错了名字，整整找了她15年。
杨汉秀，1913年出生在四川广安的一个军阀家庭，她的伯父叫杨森，是国民党时期的重庆市市长。
她的父亲杨懋修，曾当过川军的补给司令，家里人都想让她嫁个官宦人家，过太太的日子。
但她打小就跟别人不一样，脾气犟，不爱听大人摆布。
13岁那年，她接触到一些共产党员，听朱德讲过话，说百姓苦，说国家不能总这么烂下去，她心里像是被点了火。
1939年，她瞒着家人离开广安，去了延安，为了不让人追查，她把名字改成了“吴铭”。
到了延安，她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又去了鲁迅艺术学院，学唱歌、学写字、也学打仗。
她说：“我是杨家人，但我要做自己的事。”在延安那几年，她认识了不少后来名气很大的同志，也算是个有胆有识的人。
1946年，党中央让她回重庆搞统战工作，她的任务，是去争取那些国民党将领、名人、学生，暗中为共产党做事。
因为她有杨家的背景，做这些事比别人更方便，但她也知道自己是踩着刀尖干活，一不小心就是死路一条。
她果然被捕了三次，第一次是在1947年，在渠县，有人举报她是共产党，她被抓了进去。
幸亏证据不足，审了几天就放了。
第二次是1948年，那次危险多了，她被国民党特务带走，差点就命没了。
她硬撑着说自己是杨森的侄女，逼得特务不敢动她，反而还给她抬了轿子送回重庆，之后靠人保了出来。
最凶险的是第三次。
1949年，重庆发生了“九·二”大火——那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在市里到处放火，烧死了上百个进步青年和工人。
她当着很多人的面，骂了杨森，说这事就是他纵容的，她早就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也没打算藏着掖着。
没多久，她被人秘密带到了歌乐山金刚坡。
没人知道她怎么死的，等后来农民挖地时发现她的遗骨，才看到她手腕上戴着一副锈蚀的手铐，脸骨被打碎了一半。
死的时候，她只有36岁。
杨汉秀去重庆之前，把两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邻居赵大娘照顾。
那年是1948年，她在家里写了一封信，叮嘱赵大娘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份，说以后有人来找，就交给他信里那句话。
她走得匆忙，那封信写得有点潦草，名字也没写清楚。赵大娘以为她叫“杨益秀”。
孩子叫赵在民，被赵大娘养大，后来改了名，叫李继业。
李继业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赵大娘家不富裕，她在那家一直像是个外人。
五六岁的时候，她问过赵大娘自己亲妈是谁，赵大娘说不清楚，只说你妈是个烈士，叫“杨益秀”，李继业把这个名字记了一辈子。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填表，她不小心把自己烈属的身份写了出来。
班里老师一查，还真有这么个档案，只是名字对不上。
赵大娘才告诉她，那个女人真的是你亲妈，当年给我一封信，叫我千万别说她是干啥的，我怕惹祸，就瞒着你了。
从那以后，李继业开始找母亲，她拿着“杨益秀”这个名字，跑过民政局、跑过烈士陵园、还去找过老兵。
每次都问，知道“杨益秀”吗？有人说没听过，有人说查无此人。
她找了整整十五年。
1960年代末，李继业进了工厂，她有个同事的父亲，是解放初就在重庆工作的老干部。
有次去他家吃饭，聊天时说起母亲的事，老干部一听，“你说你妈叫‘杨益秀’？
我怎么没听过这个人？”后来他翻了翻家里的旧相册，从里面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
“你看看这个像不像？”李继业看了一眼，愣住了，那眼睛、那嘴角的弯法，太像自己了。
老干部又问了她一些细节，说：“你妈不叫‘杨益秀’，她叫杨汉秀，是杨森的侄女，重庆的烈士。”
那一瞬间，李继业站都站不稳了。
赵大娘这才把当年那封信翻出来，又把藏了几十年的一件黑色旗袍拿给她。
“这是你妈留下的，我一直舍不得扔。”李继业穿上那旗袍，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像是给我量身定做的。”
1975年，重庆有个农民在歌乐山金刚坡挖地，挖出一具女尸。
戴着手铐，衣服烂了，尸骨压在乱石下面，公安局找来专家鉴定，说这是个中年女性，死于1949年前后。
后来又根据一些线索、群众回忆，确认她就是杨汉秀。
1977年，烈士陵园组织挖掘清理遗骨，李继业赶过去。
她看到那具早已风化的骨骸，跪下来抱着那堆骨头，一边哭一边喊：“妈妈，我是继业，我来接你回家了！”
她把母亲的碎骨贴在自己心口，整整跪了一天。
杨汉秀的遗体被安葬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李继业在墓前种了一株石榴树，说等果子熟了，摘一个给妈妈尝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