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身为司令员的杨勇刚返回驻地，解散了手下的警卫员回到房中，马上就被人用枪抵在了后脑勺上，再一回头才发现，奉命要刺杀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哥哥——杨世明。 1913年的湖南文家市，一个叫杨世俊的孩子呱呱坠地，后来改名为杨勇。这个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注定要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杨勇的父母虽然是种地的农民，但格外重视教育。在当时生活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坚持把杨勇送进学堂读书。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年仅13岁的杨勇就加入了童子军。那时的文家市，革命和反抗的思想如星星之火，在年轻人中间迅速蔓延。 1927年的一天，对年仅14岁的杨勇来说是个重要转折。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撤退到他就读的中学进行休整，在操场上的演讲让这个少年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这次偶然的相遇，让杨勇对革命的向往更加强烈。他很快就进入了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工作，凭借着过人的能力和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经过几年的锻炼和思想洗礼，杨勇正式加入了红军队伍。这个选择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普通农家子弟的人生道路。 随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一次极限挑战。杨勇跟随部队，穿越了茫茫雪山，走过了漫漫草地。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勇带领部队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战火中，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现，战功赫赫。 随着战事的推进，杨勇的军衔也在不断提升。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他已经成长为二野第五兵团的司令员。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刘邓大军的重要将领，杨勇肩负起了解放大西南的重任。这片土地上匪患严重，残余势力盘踞，形势异常复杂。 此时的杨勇，已经从那个湖南农家少年，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官。面对艰巨的任务，他带领部队向着大西南进发。 1949年，命运的转轮让两个分别多年的兄弟在晃县相遇。这场相遇的背后，是新旧两个时代的激烈碰撞。 杨世明作为国民党警察局局长，在晃县已经盘踞多年。随着解放军的步步推进，这位土生土长的湖南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 消息传来，解放军的一支主力部队即将进驻晃县。杨世明召集了一批心腹，准备对这支部队的首脑人物发起致命一击。 1949年11月的一个夜晚，杨世明带领一群精干人手，悄悄潜入了解放军驻地。他们对这座县城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 解放军的警戒确实森严，但杨世明等人还是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借着夜色的掩护，成功接近了目标建筑。 就在这时，从房间里传来的说话声引起了杨世明的注意。那熟悉的乡音，让他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房间里的人说着湖南文家市的方言，这让杨世明感到异常诧异。他冒着风险，偷偷向房内望去。 就在这一瞥之间，杨世明认出了那个正在和部下商议工作的人——自己阔别多年的堂弟杨勇。往日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杨世明已经推门而入。这个突然的举动，让房间里的人都惊呆了。 当两兄弟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回了他们在文家市一起玩耍的少年时代。但现实很快把他们拉回到了这个充满硝烟的年代。 杨世明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面对这个意外的局面，杨勇没有表现出丝毫慌乱。 作为一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军事指挥官，杨勇开始向堂兄详细解释新政府的政策。他告诉杨世明，只要放下武器，新政府会给予公平对待。 晃县事件之后，杨世明的投诚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越来越多的旧政权人员看到了新政府的诚意，纷纷放下武器。 这种和平解决方式，为解放军在大西南地区的进一步行动奠定了基础。通过政策感化和军事威慑相结合的方式，一个又一个的地区得到了和平解放。 随后，杨勇率领第五兵团继续向贵州进军。他们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先后解放了贵州周边的重要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杨勇始终坚持新政府的政策。对投诚的旧势力人员，给予合理安置；对顽固抵抗者，则采取坚决的军事打击。 1949年底，一个更大的挑战摆在了杨勇面前。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第五兵团需要与宋希濂集团展开决战。 这场战役的胜负，直接关系到大西南地区的稳定。经过周密的准备和英勇的战斗，杨勇指挥部队成功活捉了宋希濂。 1955年，在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大会上，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与杨成武、杨得志一起，被周总理称为＂三杨开泰＂，这是对他多年军旅生涯的最高褒奖。 然而，功成名就的杨勇并未停下脚步。在和平年代，他继续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到军队建设工作中。 即使在＂文革＂动乱时期，杨勇也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立场。他不随波逐流，而是坚持原则，维护真理。 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杨勇身患癌症。医生判断他只剩下一到两个月的时间，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