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10日，朱老总唯一的儿子去世。朱老总得知后，沉默了许久，哽咽地批评妻子康克清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1938年的延安，是朱德与儿子朱琦21年来第一次真正的重逢。当朱琦走进屋内的那一刻，朱德立即认出了这个长大成人的儿子，他的耳朵上还留着出生时的＂拴马柱＂胎记。 这对父子的重逢来之不易。朱琦从小在继母陈玉珍的抚养下长大，生母萧菊芳在他3岁时就因病去世。 萧菊芳是朱德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教时认识的知识分子家庭女子。两人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婚后不久就迎来了爱子朱琦的降生。 然而命运弄人，萧菊芳的离世让年幼的朱琦失去了母亲。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朱德娶了朋友的妹妹陈玉珍为继室。 朱德虽然对儿子深怀父爱，但革命事业的召唤让他不得不离开家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几乎与家人断绝了联系。 陈玉珍以母亲的责任感抚养朱琦长大，从未让他感受到继母的疏离。在她的教导下，朱琦继承了父亲的革命理想。 1937年，21岁的朱琦决定追随父亲的脚步，要去延安加入共产党。但在途中，他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了壮丁。 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朱德耳中。当时国共两党正处在第二次合作期间，朱德在一次会议上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龙云口中得知，自己的儿子正在他们的部队里服役。 经过周恩来的协调，朱琦终于得以脱离国民党部队，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重逢之时，父子相拥而泣，二十多年的分离在这一刻化作泪水。 然而团聚的喜悦并没有让朱德放松对儿子的要求。他很快就安排朱琦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战斗生活做准备。 对朱德来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即便是自己的独子也不能享受特殊待遇。这种严格的教育方式为朱琦日后的人生指明了方向。 在中央党校毕业后，朱琦主动请缨上前线。面对众人的劝阻，朱德坚定地表示：＂作为总指挥的儿子，更应该冲在前面。＂ 这样的选择彰显了朱德对儿子的期望：不是做一个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而是要像普通战士一样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从延安出发奔赴前线后，朱琦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左腿。这次负伤让他落下了终身残疾，不得不结束前线的战斗生活。 带着伤腿回到延安后，朱琦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朱德的儿子而享受特殊待遇。他被安排在抗大七分校工作，与普通同志一起承担教学任务。 有一次观看演出时，因腿部残疾走路不便，朱琦想搭乘父亲的专车。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却引来了朱德的严厉斥责。 朱德告诉儿子，专车是为领导准备的，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违反规定。从那以后，朱琦再也没有要求过任何特殊待遇。 1948年，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工作。按照朱德的要求，他必须从最基层做起，掌握实际工作技能。 为此，朱琦从烧炉工开始干起。尽管腿脚不便，他依然坚持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从未因为身体原因要求照顾。 在机车班组里，同事们都不知道这个认真工作的瘸腿工人竟是元帅之子。朱琦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身份，而是专心学习机车技术。 经过几年的努力，朱琦从烧炉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火车司机。即便后来被提拔到管理岗位，他仍然坚持定期开车，保持与一线工人的联系。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朱德乘坐了由儿子驾驶的列车。当他看到朱琦穿着普通工装、满身油污的样子时，对儿子的工作态度表示了肯定。 在工作之余，朱琦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铁路工人服务。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困难，尽己所能帮助解决问题。 朱琦的工作作风也影响着他的家庭。他要求子女同样不能搞特殊化，必须过普通人的生活，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战争的创伤和多年的劳累让朱琦的身体每况愈下。但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然坚持工作，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 1974年6月10日，年仅58岁的朱琦在北京医院病逝。面对这个噩耗，家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已近90岁高龄的朱老总。 考虑到朱德的年事已高，家人最终决定暂时对他隐瞒这个消息。朱琦的追悼会在家人的安排下低调进行，参加的人员也被特别叮嘱不要走漏消息。 然而朱德还是察觉到了异常，他多次向儿媳赵力平询问朱琦的情况。面对公公的追问，赵力平只能说丈夫正在医院治疗。 但这样的隐瞒终究难以持续。6月20日，当朱德再次问起儿子的情况时，家人不得不说出了事实。 听到噩耗后，这位经历过无数战争考验的老人沉默许久。随后，他带着哽咽声批评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朱德说，朱琦是他唯一的儿子，家人不应该瞒着他。这让他失去了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机会。 朱琦的离世给朱德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这以后，这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开始明显下滑。 两年后的1976年7月6日，朱德同样在北京医院离开人世。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革命时代的终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朱德依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他将自己的存款全部上交给党组织作为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