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天，蒋介石还没察觉，自己身边最信任的情报系统，正在被中共一步步反向操控。
中央特科的几位骨干，已经渗透到了他最核心的机要圈子，一份关乎上海党组织生死的情报，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从徐恩曾的保险柜里悄悄复制出来，送上了中共中央的办公桌。
这人叫钱壮飞。
钱壮飞原是个医生，后来进了电影圈，做过剪辑师，1927年国共分裂，他秘密加入中共，很快被吸收进中央特科。
1929年，被安排打入国民党情报部门，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还在起步阶段，蒋介石亲信陈立夫找来老同学徐恩曾，成立调查科，想打造一支忠诚可靠的情报队伍。
徐恩曾用人不拘一格，把一些看起来本事大、背景清白的人提拔上来，钱壮飞就是其中一个。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共的人。
为了掩人耳目，调查科设立了一个皮包公司“正元实业社”，表面上是搞出版和商务的，实则是特务机关的壳子。
钱壮飞被任命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手里经常处理重要文件，还能接触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电报和密令。
他一边抄写文件，一边用特制的墨水把抄件藏起来，送交中共上海情报站。徐恩曾非常信任他，经常出差时把所有文件交给他保管。
这时，中共内部也在部署，周恩来主导的中央特科，安排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一个秘密小组，三人分处天津、南京、上海，互相配合。
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技术人员，胡底在天津办长城通讯社，打着新闻记者的旗号搜集情报。
他们三人构成了当时对国民党情报系统渗透最深的一股力量。
1930年，蒋介石准备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命令刚刚下发到南京调查科，钱壮飞就提前把电报复制了一份送到上海。中共中央得知情报后，立刻调整红军部署，结果蒋介石大军扑了个空。
类似的事发生了好几次，蒋介石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身边有人通共，却怎么查也查不出漏洞。
真正的险情发生在1931年春。
顾顺章被捕，这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雷，顾是中央特科骨干，知道大量秘密，如果他叛变，整个中共中央的情报系统会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钱壮飞接到风声后，没有犹豫，当晚就从南京赶往上海，一路换车，直到凌晨才抵达。
顾顺章是当天下午在武汉被捕的，蒋介石还在盘算如何逼供，党中央这边已经紧急撤离。
这次预警救了中共中央一命，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都迅速转移。
如果不是钱壮飞及时送出情报，至少十几位中共核心领导人会落入国民党手中，后果难以想象。
更有意思的是，徐恩曾后来对顾顺章叛变一事毫不知情，还称赞钱壮飞“镇定、负责、有主见”。
他根本没想到，这位自己最信任的手下，正是中共派进来的眼线，而且这位眼线在他办公室进进出出，连保险柜的钥匙都掌握着。
其实从1929年起，中央特科就在秘密铺设全国情报网。
钱壮飞的“正元实业社”名下还设有“长江通讯社”和“长城通讯社”，分布在南京、天津等地。
所有这些机构，名义上归国民党调查科管辖，实则早被中共控制。通过这些据点，情报流向了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手中。
这个过程中，胡底以记者身份频繁出入各类官员办公室，借着采访之名打探军政动向；
李克农则在上海利用无线电技术传递情报，有时连日本领事馆的人也被他绕进去，混水摸鱼，套出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整个特工网络隐秘而高效，国民党直到几年后才渐渐意识到问题。
1935年，钱壮飞在转移红军路上不幸牺牲，时年仅39岁。
他死后多年，周恩来仍在多个场合提起他，称赞他是“龙潭三杰”之一，这三人用智慧和胆识，彻底颠覆了当时的情报格局。
对比中共和国民党的特工发展路径，中共更早建立了“人”的渗透体系，讲究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逐层打入。
而国民党初期更依赖技术手段和外部压制，比如抓人、逼供、密探，手段粗糙。等到他们想建立制度时，已经晚了。
钱壮飞这类中共特工的厉害，不在于他搞了多少大动作，而是他把最危险的地方变成了最安全的通道。
他没拿过枪，也不搞爆破，靠的就是把敌人的命令抢在敌人前面送出去。
他说那都是“小事，洒洒水”，其实是用了命去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