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团长楼将亮的夫人陈愉，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被6人轮番侵犯。虽然说这是军官的夫人，但是作案的6人毫不畏惧，事后甚至一度逍遥法外。 1948年的武汉，国共两党的战事正进入白热化阶段。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许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国民党少将师长之女的陈愉，正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 出生在军人家庭的陈愉，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那个年代，身为将军之女，她的生活本该过得无忧无虑。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愉嫁给了国民党上校团长楼将亮。这段婚姻对于当时的军队高层来说，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婚后的生活一度非常美满，夫妻二人感情和睦。不久后，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一个可爱的男孩。 然而在一次战役中，陈愉的父亲为国捐躯。 失去父亲的悲痛还未平复，更大的不幸却接踵而至。楼将亮在战场上染上了当时最为棘手的疾病——肺结核。 1948年初，为了给丈夫治病，陈愉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孩子，来到了武汉陆军总医院。这家医院是国民党专门为军官开设的医疗机构。 当时的武汉陆军总医院规模不小，设备相对先进，是很多军官和其家属就医的首选。在这里，有专门的肺结核病房，能为患者提供相对完善的治疗。 陈愉每天都要在医院里照顾丈夫和孩子，既要给丈夫端药、喂饭，还要照看嗷嗷待哺的孩子。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安全的医院里，却藏着一群穷凶极恶的人。 这群人也身着军装，拥有不低的军衔，但他们的行为却令人发指。他们在医院里聚集，表面上是因为治病，实际上却是为了逃避战场。 在武汉陆军总医院的结核病房里，有一群身居高位的军官。他们分别是上尉凌志同、中校崔博文、少校石盘、曾立民，以及大学生袁尚志和督查局的查大钧。 这6个人表面上都患有肺结核，需要在医院接受治疗。实际上他们都是利用关系和权势躲进医院，逃避战场的责任。 他们整日无所事事，把医院当成了自己的私人会所。每天除了打牌赌博，就是在医院里四处游荡。 这些人的病房就在陈愉丈夫病房的斜对面。从陈愉入院的第一天起，这群人就注意到了这位美貌的军官夫人。 起初，他们只是在陈愉经过时故意制造偶遇。随后，他们的行为越来越过分，经常对陈愉进行言语上的挑逗和侮辱。 面对这些军官的骚扰，陈愉多次进行反抗和斥责。但这些养尊处优惯了的军官们根本不把她的反抗放在眼里。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愉开始刻意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她选择在深夜时分去打水、洗衣服，尽量避开这些人。 然而，这群人的胆子越来越大，骚扰的行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就连陈愉在给孩子喂奶时，他们也毫无顾忌地对她进行言语侮辱。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崔博文精心策划了这次犯罪，他先找借口把照顾陈愉丈夫的勤务兵支开。 其他几个人则在病房里埋伏，等待时机。当陈愉像往常一样在夜里去打水时，他们突然冲出来，用棉花堵住了她的嘴。 随后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这6个禽兽不如的军官轮番对陈愉实施侵犯。他们不仅对她进行凌辱，还对她拳打脚踢。 犯罪后，这群人威胁陈愉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他们扬言如果她敢报案，就要杀害她的丈夫和孩子。 事发后，陈愉第一时间向医院院长蔡尚德报案。然而，蔡院长却担心此事会影响医院声誉，更害怕得罪这些有权有势的军官。 蔡院长表面上答应会处理此事，实则暗中派人去销毁证据。他让人清理了案发现场，试图抹去一切犯罪痕迹。 不仅如此，这些军官还串通医院的工作人员，想方设法掩盖真相。他们甚至提出用钱财来私了此事，认为可以用金钱买断一切。 面对医院的不作为，陈愉决定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她直接向武汉警备司令部提交了报案材料，详细叙述了案件的经过。 然而，警备司令部对此案显得消极怠慢，迟迟不予立案。这种态度让陈愉意识到，必须寻求更高层的支持。 陈愉随即向军法处提出申诉，同时还向四大会议室递交了诉状。 消息很快传到了国民党高层的耳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蔡院长仍然想息事宁人，他提出用一笔医药费来私了此案。他甚至当面对陈愉说，考虑到楼将亮还在住院治疗，需要一大笔医药费，不如就此了结。 但陈愉坚决拒绝了这种解决方案。她表示，必须要让这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案件进入调查阶段后，那6名军官的家属开始四处活动。他们散布谣言，污蔑陈愉的名誉，甚至造谣说她精神有问题。 然而，这种污蔑行为并没有影响到案件的进展。军法处迅速从那些军官的警卫人员入手展开调查。 一名警卫证实，他曾亲眼目睹了那天晚上的犯罪过程。这个关键证词为案件的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证据被发现。医院的值班记录、现场遗留的物证，都指向了这6名军官的罪行。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军法处做出了判决。凌志同、崔博文等4名主要犯罪人员被判处死刑。 其余2名参与者，考虑到其在案件中的次要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