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节，新中国的统战部在北京设宴招待了几位特赦人员，沈醉就在其中，正在他大吃的时候，统战部副部长走过来问“你还记得我吗？”这一问直接把沈醉吓得连筷子都不敢拿，因为二人早就有过节了。 1939年，一位名叫沈醉的年轻人走马上任成为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在这个位置上，他要负责维持重庆的治安，但更重要的任务是监视和打压当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 他的上级是军统局局长戴笠，而他的同事包括了吴景中等一批在战后都成为重要特务头目的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国共两党已经结成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从未停止。 在重庆，沈醉和他的特务队伍重点监视的对象包括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这些机构表面上是合法存在的，但实际上都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重要机构。 特务们绘制了一张详细的关系网，上面标注了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董必武等重要共产党人的活动轨迹。他们派人24小时盯梢，记录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沈醉奉命前往红岩村，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在三天之内撤离重庆。这个命令带有明显的威胁性质，显示了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敌意。 1949年重庆解放。昔日不可一世的军统特务成了阶下囚，沈醉也在其中。但新中国的政策并非一味打击报复，而是采取了分化瓦解、争取教育的方针。 在服刑期间，沈醉逐渐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他开始回忆和整理自己的经历，思考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位置。这种反思不是表面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转变。 1960年，一部名为《红岩》的小说出版，引起了全国轰动。小说中的＂严醉＂就是以沈醉为原型的人物。对此，沈醉不但没有回避，反而主动配合作者提供素材，帮助还原历史真相。 在新中国的政策下，像沈醉这样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逐渐获得了宽大处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获得了特赦，重新融入到新社会中来。这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既有原则性，又富有人性化。 建国后的沈醉，不再是那个追捕共产党人的特务头子，而是成为了揭露旧制度黑暗、见证历史变迁的作者。 1961年春节前夕，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新春茶话会。这次茶话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参加者包括了一批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人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席了茶话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了党的统战政策，表示只要认识错误、真心悔改，党和人民都会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场茶话会的举办，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它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新中国不是一个靠清算过去、追究旧账来维系的政权，而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新型政权。 茶话会开始后，李维汉部长的讲话结束，参会人员开始自由交谈。沈醉正在餐桌边用餐，这时一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走到他身边。 这位中年人开口就问：＂你还记得我吗？＂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沈醉一时手足无措。他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面带微笑的人。 经过一番交谈，这位中年人道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这个名字一出，让沈醉更加局促不安。 原来，在1940年代初期，徐冰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重庆从事秘密工作。当时的沈醉作为军统特务头子，曾经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抓捕和打击这些地下党员。 徐冰那时是中山大学的学生，经常在重庆的街头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同学、后来成为军统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认出了他。 吴景中向沈醉汇报了这个情况，两人商议后决定通过＂设宴＂的方式来试图拉拢或者抓捕徐冰。但是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徐冰当场识破了他们的企图。 二十年前的那场＂设宴＂事件，在茶话会上被重新提起。徐冰向沈醉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他说那天吴景中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擅自做主，要请他赴宴。 当时的徐冰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个圈套，因此当场拒绝并离开了现场。这个往事的重提，不是为了追究过去的恩怨，而是为了展示历史的变迁。 徐冰对沈醉说，他最近看了沈醉写的一些文章，觉得很有价值。这些文章揭露了军统特务机关的内幕，对于了解那段历史很有帮助。 他建议沈醉继续写作，把更多的历史真相记录下来。这种建议不是命令，而是一种鼓励，展现了新中国对待历史的态度。 这次茶话会后，沈醉的思想发生了更大的转变。他开始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中，记录下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 在此后的岁月里，沈醉不仅与徐冰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还结识了更多的革命前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韩子栋的交往。 韩子栋是《红岩》小说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在白公馆、渣滓洞坐牢期间，正是沈醉担任特务头子的时候。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却成为了好朋友。 1983年，韩子栋主动给沈醉写信，表示想看看他写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记录了沈醉从军统特务到获得新生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