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的受降供词，其书法水平还是可以的，只是供词写完9天后被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处死

李秀成的受降供词，其书法水平还是可以的，只是供词写完9天后被老谋深算的曾国藩处死，红笔处由曾国藩改动后再抄写送往京城，可见曾国藩胆子也肥，此供词于100年后由曾国藩后人于台湾公布于众。 李秀成的供词，是一份详尽且有条理的历史文件，内容涵盖了太平天国的众多内情，尤其是自咸丰四年之后，太平天国的内部运作与军事策略。作为太平天国实际的领导者，李秀成在供词中不但记录了太平军的战斗经历，还揭示了不少内幕。 这份供词有五六万字之多，陈述了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复杂局面，尤其是在洪秀全死后，太平天国的内乱与分裂。在他的叙述中，李秀成不回避自己和太平天国高层的种种决策，但却以一种冷静、理智的方式陈述着历史。 这份供词中的内容，并不完全是李秀成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材料，而更多的是对自己所经历的时代的记录和分析。他讲述了太平天国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以及其所依赖的种种支撑和内部的腐败。 尽管其中不少地方带有对敌对势力的批评，但李秀成在供词中表现出了他对于整个太平天国历史的复杂情感。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的批评并不尖锐，而更多的是反思和总结，仿佛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所在的队伍最终必将崩溃。 曾国藩在金陵收复天京之后，面临着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上报洪秀全的死亡及幼天王洪天贵福的去向，第二个问题则是如何处理李秀成。李秀成不仅是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者，他的生命一旦得以延续，就有可能给朝廷和曾国藩带来不小的麻烦。 尽管曾国藩本性谨慎，行事一贯低调，但李秀成的处死却成了他在这一历史时刻做出的重要决定。面对这个决定，曾国藩显然有些犹豫。 李秀成毕竟是一个能干且具有远见的人物，曾国藩深知李秀成的才华。在他看来，这样一个人物，若放任不管，迟早会成为威胁。 为了从容应对这一局面，曾国藩找来了他的御用秘书赵烈文，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理李秀成的问题。赵烈文分析后认为，李秀成绝不能被押解到京城。倘若李秀成到京后能够讲出太平天国的内幕，尤其是那些有利于曾国藩个人及其家族的负面信息，必然会引起朝廷的疑虑和猜忌。因此，赵烈文提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李秀成就地正法，免去一切可能的麻烦。 在这个意见的推动下，曾国藩最终决定对李秀成下手。他认为，如果李秀成被押解到京城，所暴露出来的历史真相可能对他及其家族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曾国藩决定采取一种“先下手为强”的方式，防止李秀成的存在继续对局势产生影响。 在决定处死李秀成后，曾国藩亲自去看望了他。曾国藩对李秀成的态度表面上和蔼，甚至有些虚伪，他告诉李秀成，自己并不打算立即决定他的命运，而是等待朝廷的指示，似乎在给李秀成一些生存的希望。 李秀成的死亡，最终是由曾国藩基于几方面的考虑所促成的。首先，李秀成深知“圣库”问题，若他被押解至京城，他所知的湘军在天京的劫掠情况将会对曾国藩的声誉造成重大打击。 其次，曾国藩所上报的战绩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李秀成如果到京城，极可能揭露这些虚报的战绩，甚至可能让曾国藩的整个功绩遭到质疑。最后，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实际领袖之一，如果他被押解至京城，他对太平天国的掌握和指挥会让曾国藩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 因此，曾国藩果断决定，李秀成必须就地处死。为了避免后患，曾国藩甚至决定不将李秀成的尸体交给家属，而是将其首级展示给各省，警告其他可能的“叛徒”。 在李秀成被处死之后，曾国藩必须迅速处理好这一事件，以确保不留下任何政治风险。为了使李秀成的死不引起太多争议，曾国藩决定写一份详尽的奏折，将这一事件合理化，并将责任推给李秀成自身的“叛国罪行”，以博取朝廷的支持和理解。 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奏折来掩盖李秀成死因的真相，还决定将李秀成留下的供词做进一步的修改与“净化”。 然而，尽管曾国藩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操控了李秀成的死讯和供词的内容，历史的真相终究还是被揭露了。在李秀成死后百年，曾国藩的后人将这份供词从家族档案中翻出，最终在台湾公开。 李秀成的供词中，曾经被掩盖的部分历史真相终于浮出水面。曾国藩在修改供词时所删去的内容被逐一揭露出来，尤其是他在天京战役中的部分失误，以及湘军在攻占天京后对于财物的掠夺行为，这些内容让当时被认为是“定国功臣”的曾国藩形象受到了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