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感到全身发热，焦躁不安，她心中涌起

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感到全身发热，焦躁不安，她心中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匆匆回家后，她听到房内传来响声，赶进屋一看，姚玉兰已泪流满面。 那天午后，天不算热，牌局却越打越心烦，不是输，是莫名地燥。 汗珠蹭着鬓角往下流，心口像被猫挠，爪子一下一下，抓得慌，姚玉兰擦了擦额头，突然停牌，说：“我得回家。” 别人都劝：“手气正好，走啥？” 她站起身：“心跳得慌，眼皮也跳，像出事了。” 没人当回事，她却再没回头，步子急得像逃命。 进家门那一刻，屋里死静，客厅没人，厨房没人，最里面那间门半掩着，缝里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 推门进去时，整个人像被扔进冰窟。 杜维嵩，儿子，躺在床上，嘴唇发紫，身边是空空的药瓶。 人没气了。才29岁，一点招呼都没打。 之前没一点征兆，早上还吃了早饭，说要出门理个发，顺便看看朋友，钱包丢了，心里堵，但也没大吵大闹。 后来才知道，理发店里被人当贼，老板认定他想赖账，几句难听话没完，旁边还有人起哄，“这年头还有这种人？”、“以前的杜家少爷，现在混成这样？” 脸丢尽了，火憋满了，谁也没想到，就为这点破事，他回家吞了整整一瓶安眠药。 不是一天崩溃的，是这些年，一步一步，踩着光环碎下来的。 杜维嵩是杜月笙最小的儿子，老来得子，宝得不行，杜家那么多孩子，这一个最娇，别人偷糖挨打，他偷了给赏；别人摔倒被骂，他摔了还得人抱着哄。 姚玉兰本是京剧名角，嗓子一开台下能哭，可对孩子，从没板起脸。 那个时候，杜家在上海滩是天，杜维嵩穿定制西装，坐私人汽车，出门有随从，讲话带腔，他是少爷，不是普通人，是“杜老板的崽”。 1949年之后，一切崩了。 先是搬去香港，再就是杜月笙投资赔光了，过去的风光变成笑话，剩的那点钱，几个孩子分完就没了。 每人一万美元，听着多，花起来三两下。 杜维嵩最受不了的，就是没人认得他是谁，在上海，别人喊“杜少爷”；在香港，别人看他像个无业游民。 曾试过找工作，可干了几天，跟人吵，辞了；想自己开铺子，没门道、没人脉，赔钱收场。 他不是不能活，是不懂怎么活，身边没有人教过他怎么低头，怎么妥协，只学会了怎么挥霍、怎么有人围着转。 那些年，他试着去适应，但骨子里早就养成了“我是少爷”的习惯。 再后来，杜月笙去世，姚玉兰哭得死去活来，几个兄弟姐妹为遗产吵翻天。 杜维嵩像浮萍，一边是断了线的天，一边是翻船的海。 他不说话，也不抱怨，但情绪一点点积压，酒喝多了，话就多：“我爸当年要还在，我能被人当贼？” 那天晚上他没发火，也没叫人，理完发回到家，跟平常一样，关门、锁门，然后灌下那瓶安眠药。 姚玉兰坐在床边，拍着那早已没了气息的身子，嘴里念着：“我怎么就没早点回来……怎么就没教过他自己活着……” 她不是不爱，是太爱了，爱到没让他长大，爱到把他困死在那句“你是我儿子”里。 那之后，她整个人像被掏空，出门不说话，回家不吃饭，有人劝她去走走，她摇头：“心已经埋了。” 晚年，她靠着宋美龄接济，日子过得并不差，可每回人提起孩子，她眼里就浮出一层雾：“养出一个儿子，不会活，不会死。” 她说：惯子如杀子。这话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 死后没留一封信，没一句话，只留一间没拉窗帘的小屋，一地碎掉的生活。 这个结局，不是一天来的，是一场慢性的溺亡，从光里走到黑，一步一个脚印。 不是他脆，是从来没人教他怎么硬气。 姚玉兰后来说，如果能重来一次，她宁愿让儿子受点苦，饿几顿、摔几跤，也不想他像泡在糖罐里，一辈子没活过半天人样的日子。 参考资料： 《杜月笙外传》，张品成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64-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