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8日重庆大坪刑场传出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随后一声声枪响划过天际，爱国人士陈然和其同伴壮烈牺牲。 1949年10月28日，重庆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凝重。左营街的警备司令部门前已挤满了围观群众，国民党当局为今天的＂公审＂做足了准备，甚至在《中央日报》等报纸都刊登了特务机关派送的新闻稿：＂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十名今日枪决。＂ 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等十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摆放着十碗酒和十块肥肉——这是国民党惯用的伎俩，想用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实则是一场欲盖弥彰而滑稽可笑的＂公审＂。 反动法官张界开始一个个点名，然后宣布各自＂罪状＂： ＂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就是这两个名字，让陈然和成善谋同时僵住了。他们四目相对，眼中闪过惊讶与欣喜。这一刻，命运给了这对从未谋面的战友一个出人意料的相认机会。不顾特务的阻拦，他们突然甩开看押，戴着沉重的铁镣，奔向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啊！老成，原来是你呀！＂陈然激动地喊道。 ＂陈然，你好样的！＂成善谋也不禁热泪盈眶。 特务慌忙上前拉开他们，成善谋举起手笑着对陈然说：＂紧紧地握你的手！＂ 陈然会意地回答：＂致以革命的敬礼！＂ 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挺进报》特支和电台特支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往来。陈然不知道是谁在为《挺进报》提供电讯稿，而成善谋也不知道是谁在印刷这些电讯。成善谋在重庆开着一家电器修理行作掩护，利用专业的无线电知识，每晚冒险收听新华社广播，为《挺进报》提供最新消息。他收录电讯稿时极其认真，笔迹工整，一字不苟，甚至在文句中断时，还在句子后面打上省略号，并注明＂刚才外面有人，不便收录，故断＂。 ＂公审＂被彻底打乱，＂法官＂的声音淹没在现场的骚动中。陈然、成善谋和其他革命者开始高声喊话，声音响彻全场： ＂今天你可以枪杀我们，但是你们自己还能活几天？＂ ＂你们这些刽子手逃不出人民的最后审判！＂ ＂胜利属于我们，你们必定失败！＂ 特务们惊慌失措，迅速将他们推上刑车。＂ 刑车驶向大坪刑场的那一刻，陈然用肩膀撞开了身旁的特务：＂滚开！我自己会走！＂他用被五花大绑的双手扯下身后的＂死囚＂标签，坚决要面对着刽子手。特务硬拉着他转身，他却依然固执地转回来，身中数枪仍高喊着口号，直到特务用机关枪扫射……陈然倒下了，年仅26岁；成善谋倒下了，年仅29岁。 回溯这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生命轨迹，我们看到了一段墨与血交织的传奇。陈然1923年11月出生于河北香河，幼年时便随父亲辗转北京、上海等地。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早早体会到国家积贫积弱和民众生活艰难，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38年夏，只有15岁的陈然就和姐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宜昌抗战剧团＂，在峡江两岸和荆当山脉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 成善谋则生于1917年四川合江，1935年毕业于四川无线电训练班，专业技能为他后来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1939年冬，他在家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底转移到重庆，以电器修理行老板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1947年初，新华日报社被国民党查封，重庆陷入了白色恐怖，人民一度听不到党的声音。这种危急情况下，陈然和一些进步青年决定用油印小报的方式传播党的消息。这个无名小报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工委的注意，1947年7月，市工委正式接管这张小报，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工委的机关报。陈然恢复了组织关系，担任《挺进报》特支组织委员、书记，负责最机密的报纸油印工作。 陈然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野猫溪的修理加工厂，刻板、印刷、分送几乎都是他一人在夜间完成。没有油印机，只能用一块竹片在蜡纸上刻，一张蜡纸只能印30-50份。他迎难而上，刻苦钻研印刷技术，甚至学会了刻钢板，以超人的精力和高度警惕完成任务。 同时，成善谋利用专业知识组建了电台特支，把电台巧妙地安装在二楼会客厅的一部落地收音机内，通过高音喇叭播放流行歌曲作掩护，戴上耳机收发报。每晚为《挺进报》抄收新华社电讯，把党中央的指示及解放战争捷报传往四面八方。长期的劳累使他患上严重贫血和眼疾，常常昏倒，但他总是说：＂死也要死在电台上！＂ 1948年4月，《挺进报》在重庆的秘密发行引起国民党极大恐慌。由于叛徒出卖，4月17日，成善谋在家中被捕；4月22日，陈然也被捕。特务徐远举抓到陈然后连夜审讯，十天内审讯七次，每次都用酷刑。灌辣椒水、电刑、烙刑、老虎凳......但陈然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挺进报》由他一人办理，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 在白公馆集中营，被单独囚禁的陈然通过难友打通的秘密孔道，用半截铅笔和香烟盒纸创办了白公馆版《挺进报》。他还通过与隔壁的黄显声将军联系获取外界信息，使我军胜利消息在狱中传播，鼓舞了坚持斗争的同志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