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天，洛杉矶机场出现了一个瘸着腿的老人，他身边拉着几个大箱子，脸色灰白，神情慌张。 没人知道，他的箱子里装着7.5吨黄金，也没人知道，他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前宁夏省主席马鸿逵。 他逃走时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揣着假护照，背后是一段连亲人都避而不谈的往事。 马鸿逵在宁夏当了快二十年的“土皇帝”，他不是靠选票上台，是靠枪杆子，他的“马家军”横行宁夏，说一不二。 宁夏是个穷地方，但马鸿逵却是出了名的有钱，他把盐业、羊毛生意都攥在自己手里，最挣钱的是鸦片。 他让手下种罂粟，明面上抗日，暗地里走私毒品，一些传教士记录，当时宁夏的鸦片税占了财政大头。 那时候他家里金条堆得像砖头一样，府邸占了城里好几条街。 他还开了自己的银行，宁夏银行，不光放贷，还偷偷印钞票，结果就是通货膨胀，鸡蛋能涨到五块钱一颗，老百姓苦不堪言。 有人告状，他就派人抓起来，轻则鞭打，重的直接枪毙，百姓骂他是“马阎王”，但没人敢当面说。 抗战时，他确实派兵上过前线，在山西跟日军打过几仗，可有老兵回忆，他的军队只打几个小时，就躲到后方，说是“保存实力”。 他还跟蒋介石结亲，把女儿嫁给蒋经国的亲信，在西北自成体系，解放战争爆发后，他看形势不妙，开始转移财产。 有消息说，他把金条藏在地窖里，一箱箱装船运到天津港，又从那里运到台湾。 1949年，他带着全家人逃到了台湾，蒋介石起初对他还算客气，安排了住处和警卫，但没多久就变脸了。 马鸿逵在台北花钱如流水，天天喝洋酒，买古董，和几个军头赌钱，输了不少。 他还插手台北的盐业生意，引起了蒋家的不满，1951年，蒋介石下令彻查他的问题，他怕被整，开始筹划第二次逃亡。 美国成了他的目标，他伪造了一份“赴美就医”的申请，还搞来了外交签证，避开检查，悄悄把黄金装进集装箱，从高雄港发走。 1953年，他坐船到了美国西岸，带着十几个随从，落脚在洛杉矶。 到了美国，他开始像电影里那样生活，他在加州买了农场，种葡萄酿酒，还在旧金山买了栋三层别墅。 他身边有佣人、司机、厨子，还有从台湾带过来的小妾，他出入都坐林肯加长车，头上总戴一顶呢帽，说是“西部风格”。 当地报纸还登过他的照片，说这是个“神秘的东方富翁”。 但这堆黄金没能撑太久，他做生意不行，投了好几笔钱都亏光了，买下的酒厂两年倒闭，和别人合伙炒地皮又被人骗。 他的子女在美国也开始闹矛盾，争遗产、告对方，说父亲偏心某个儿子，搞得家族一团乱。 更糟的是，他身体也垮了，得了糖尿病，腿开始发黑，得人推着走，他还高血压，天天吃药，住了几次医院。 他不愿意住养老院，说那里“像等死的地方”，后来只好请了个墨西哥裔的护士，住在洛杉矶郊区一栋旧房子里。 这栋房子不大，墙皮都掉了，他把以前用的银器、古董慢慢卖掉，连从宁夏带过来的玉佩都当了。 邻居没人知道他是谁，只觉得这个中国老人总在窗边发呆，有时候拿着一张旧地图念叨什么。 他把宁夏地图贴在墙上，常对护士说：“我死要死在中国。” 有一年，他试图偷渡回国，他找了个香港商人，说能弄船票回大陆，他偷偷飞到香港，可刚到九龙码头就被特务盯上。 他的身份早在香港被通缉，没过几天就被送回美国，他不死心，1965年又想办法联系台湾老朋友，希望安排回去，但没人搭理他。 他晚年变得很孤僻，也很节省，有一次护士劝他去医院复诊，他说没钱，实际上他还有些存款，但不敢动，说是“留着火化的钱”。 他的子女几乎没人来看他，大多忙着打官司，最后他靠一位旧识接济才能勉强过日子。 1970年1月，他在出租屋病倒，临终前几天，他情绪很不稳定，夜里喊着“宁夏……我要回宁夏……” 他对护士说：“我宁可死在黄土里，也不要埋在洋地。”护士答应帮他写信回中国，但那封信从没寄出去。 那天凌晨，他躺在床上，穿着一件破旧的旧军装，手里还攥着一块已经发黑的军徽，几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 没有隆重的葬礼，没有亲人守灵，他被草草埋在洛杉矶郊外一座无名墓地。 墓碑上只写着：HUNG-KUEI MA，1892-1970，他曾掌握百万财富，却在异国他乡孤独死去。 留下的黄金不知去向，有人说被后代私分，有人说早被他自己败光。 马鸿逵这一生，从“宁夏王”到流亡孤魂，像极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他坐在金山上，最后连个回家的路都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