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辜鸿铭在东京一场公开演讲里讲了个比喻，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总得配几个茶杯才合情合理。
这话一出口，现场哗然，有人当场质问他是不是拿女人不当人，他反倒笑了，说：“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这就是辜鸿铭，清末最能“抬杠”的老先生。
他活得像一出戏，一头长辫子，一袭长衫，说的是英语、德语、法语，一口气能背出莎士比亚和孔子，还能写小楷对联、翻译《中庸》。
《泰晤士报》夸他“是了解中国的钥匙”，可在自己国家，却因为一些言论被骂成“老封建”。
最招人恨的，不是他那条辫子，也不是他维护清朝的保皇立场，而是他公然支持男人娶妾。
他说这不是道德问题，是“文化传统”，可别人看得明白，他就是一个戴着洋帽讲旧道理的“怪老头”。
他生在1867年福建长乐，小时候随父亲去南洋，后被送到英国读书，牛津、爱丁堡、莱比锡三所大学混了个遍，成了“中西通吃”的文化人。
辜鸿铭回国后先在李鸿章手下当英文秘书，后来又在袁世凯那当顾问，他学问确实有，可嘴也太毒。
他一口一个“吾国旧俗”，讲的是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人家提倡女子缠足废除、妇女独立，他偏偏高喊“缠足是美，纳妾是德”。
他觉得女人不该出来做事，只要在家伺候男人就好。
一次，有记者问他：“你为何主张一夫多妻？为何不让女人也娶几个丈夫？”
他笑着说：“一个茶壶当然可以倒水给很多茶杯，但你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壶吗？这算什么礼法？”说着还比划手势，把茶壶举起来当宝贝。
女权主义者听得气炸，群起而攻之，他又搬出另一个说法，说“你坐马车时会用几只打气筒？
当然是一只筒打气就够，难道你还想一辆车挂四个打气筒？”这种胡搅蛮缠，他自己称为“比喻中的哲理”。
他不是只在嘴上说，他家里就有正妻和妾，妻子叫淑姑，是名门闺秀，有一双三寸金莲，他说她像兴奋剂，每次看着她走路都来了写作灵感。
妾室是日本人，叫吉田贞子，温柔安静，他说像安眠药，两人他都爱，也都不愿舍弃。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正搞得火热，胡适、鲁迅这些人都在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制度。
胡适写文章骂他“荒唐、倒行逆施”，辜鸿铭却不服，说：“胡适那人，怕老婆。”
有次在北大讲课，他当着学生面讽刺胡适：“你们的新学者，有几人敢大声说话？不过是一群怕老婆的书生罢了。”
鲁迅更直接，称他是“失去时间感的老书袋”，可辜鸿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说：“我虽不合时宜，但我是中华文化最后一根骨头。”
他还爱研究汉字，特别是和“女人”有关的，他说：“你们看‘妇’字，是‘女’加‘帚’，说明女人就是扫帚，要扫家持家。
再看‘妾’字，是‘立女’，站着伺候男人，”这番解释在今天看是典型的性别物化，但在当时也确实有很多人信。
他把文化当成挡箭牌，他说：“西方人再文明，也没有我们几千年的礼教，女人在西方是放纵，在中国是有归宿。”
他还举例，说法国、英国的婚姻制度全是“乱来”，男人在外风流，女人也不管，他觉得这种男女平等是混乱，是道德败坏。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讲理，他说：“我不反对新思想，但不能拿西方的尺子量我们。”他说中国是“人情之国”，不能一刀切。
他的这种态度，在西方人那倒还挺吃香，他翻译的《论语》《中庸》在欧洲卖得不错，还真有人提名他去争诺贝尔文学奖。
他自己倒没当回事，说：“这种荣誉，我只想留给孔子。”
但说归说，家里的生活也没那么风光，他和正妻淑姑感情淡了，妾室贞子为人柔顺，反而更得宠。
有人私下说：“辜先生所爱，不过安稳。”他也不避讳，说：“我已经年老，哪还能吵吵闹闹。”
到了晚年，他越来越像个“清朝化石”，仍穿长袍戴瓜皮帽，住在北京后海，家里摆满了古书，墙上挂着康有为送的“知足常乐”四字横批。
他笑称：“我家三个女人，我最知足。”
但民国的风气已变，纳妾制度一步步被废除，缠足也被禁止，茶壶论、打气筒比喻，慢慢成了笑话。
陆小曼曾用一句话讽刺徐志摩：“茶壶大家可以共用，但牙刷不行。”讽刺那些还想搞“妻妾双全”的男人。
辜鸿铭的理论，在这个新社会里，变得格格不入。
他去世那年，是1928年，清朝早已不在，他心心念念的那套礼教，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他死后葬于杭州西湖边，墓碑上写着“中华文化信徒”，不少人敬他学问，也有人骂他守旧，但无论如何，他这人留下了一个矛盾的符号。
他是翻译家，也是顽固派，他讲孔孟之道，却过着“兴奋剂配安眠药”的生活，他说文化至上，可又拿文化做了男人特权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