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天，黄埔军校刚开办不久，饭都吃不上，学生操场上练兵，肚子饿得咕咕叫，有人晕倒。
廖仲恺一边擦汗一边去找军阀要钱，何香凝在家听说学生没饭吃，悄悄把自己的结婚戒指拿去当了，两万大洋，全拿出来买米救急。
这段事儿，没多少人知道，却撑起了黄埔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那个时候的黄埔军校，说白了是“三无学校”，没钱、没枪、没人，孙中山想办军校，要的是一批忠于革命的军人，不是地方军阀那一套。
可是革命这玩意，不烧钱不行，苏联那边是答应了给支援，说有枪有钱，但光说不练，承诺有1300万卢布，可等啊等，黄花菜都凉了。
廖仲恺成了军校的“后勤部长”，孙中山点名让他当党代表，说白了，啥事都得他扛着。
军校刚建的时候，广州湾风大雨多，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老师、学生、干部吃住都凑合，最麻烦的是吃的。
一期学生刚进来，每天伙食标准两角银，听起来不少，其实真不顶用，米贵，菜贵，还得管几百号人。
有天中午，食堂炒了一盘鱿鱼花生米，连汤都没了，四个学生一桌，碗里就一勺汤，吃完饭，大家去操场上“练饥饿”。
别说开玩笑，真有人在树下捂着肚子坐一下午，连早操都不想做了。
廖仲恺急得团团转，他白天开会，晚上去敲军阀的门，有一次，为了从杨希闵手里弄到点军饷，他凌晨三点就在军府门口等着。
杨将军夜里在屋里吸鸦片，一直到天快亮才肯见人，廖仲恺进门，没说别的，直接跪下磕头，说：“学校再没粮，就得散伙了。”
对方瞅了他一眼，丢下一句：“五千块，别来烦我。”这五千块，换回来八百担大米，但还不够吃几天。
何香凝在家里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是廖仲恺的老婆，更是个骨子里带革命气的人，她没哭没闹，默默把自己的钻戒拿出来。
那是结婚戒指，平时从不离身，这次她自己走进当铺，把戒指放上柜台，两万大洋，换回来的不是首饰，是救命的粮食。
大米到了，食堂开火，学生们才吃上热饭，有个学生后来写信回家，说那一碗饭吃出了泪味。
他们本以为革命就是挨打，没想到还有人为了让他们吃饱，连自己的家底都搭进去。
这事传到学校后头，学生开会，廖仲恺在讲台上说：“你们能吃上饭，是香凝用戒指换的。”底下五百多学生，全场一片静。
有人低头抽泣，有人当场哭出声来。那天晚上，教室外头点了火把，所有人站着听完了一节“革命意志课”，没人说话，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了一件事，这学校，不是开玩笑的。
可黄埔的难处，还不止这一次，后来苏联的援助到了，可也不是一下子到位的。
最早的一批枪和钱，是1924年8月之后才慢慢送来，之前这几个月，日子一天天熬着。
经费紧得要命，军校连打字纸都是反复用。旧报纸翻过来写信，讲义一本传十人看。
廖仲恺一直在学校里忙，他不光是党代表，还是财政委员会主席，管吃管喝管教学。
他还亲自挑政治课老师，把一批讲革命理论的年轻人请来给学生上课。
周恩来，那时候就已经在军校讲课了，讲到激动处，拍着讲台说：“我们学的不是打仗，是打倒旧社会。”
学生里头也不是都听话的，黄埔一期里不少是有背景的，有的是军阀家里推荐的，有的是孙中山看重的老部下。
有一天，几个学生为了一口肉差点打起来，廖仲恺听说后没发火，找来几个人，说：“这顿饭，是用命换来的，谁敢浪费，我请他走。”
有个军校老师后来回忆，说廖仲恺那段时间瘦得吓人，以前穿的长衫都空着，人一站那就像风能吹倒。
他白天黑夜地跑，胃病也犯了，吃啥吐啥，可他还是天天出现在教室门口，检查出勤，问学生有没有书看，有没有水喝。
1925年，孙中山去世，局势一乱，黄埔也跟着震荡，党内分裂，右派开始盯上主张“联俄联共”的廖仲恺。
有人说他亲苏亲共，有人说他拿外国人的钱，有人说他搞小团体，廖仲恺根本不争，不辩。
有次开会，有人当面骂他是“卖国贼”，他就坐在那儿听，脸不红气不喘。
8月20日那天，他走出办公楼，刚上车，还没坐稳，就被人连开五枪，子弹打穿了他胸口，当场就不行了，车门没关，他的身子就那样滑落下来，倒在血泊里。
学校里的学生听说后，集体默哀三分钟，有人跪在操场上不肯起来，何香凝赶到医院，没掉一滴眼泪，只是把廖仲恺的血衣收好，说：“这是给国家穿的衣服，留着吧。”
后来，廖仲恺被葬在中山陵边上，孙中山的旁边，很多人去送，学生排队三公里，大家都记得他为黄埔吃的苦，跪的门，花的命。
廖仲恺没写过什么豪言壮语，他也没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可他让一座军校在缺粮、缺枪、缺希望的年代挺住了。
他不光出钱出力，还拉着家人一起撑，他是党代表，是校董，是财政长官，是“保姆”，可学生们更愿意叫他一句“廖妈妈”。
他和何香凝，为了一群二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搭进了他们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生命，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