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打牌，突然感到全身发热，焦躁不安，她心中涌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匆匆回家后，她听到房内传来响声，赶进屋一看，姚玉兰已泪流满面。 1945年的上海滩还飘着桂花香时，杜公馆里最得宠的小少爷杜维嵩正翘着二郎腿吃蟹黄包子，厨房师傅特意把包子皮擀得透亮，生怕烫着小少爷的舌头。 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从会走路开始就没自己系过鞋带，连咳嗽一声都能让半个公馆的佣人跑断腿。 杜月笙老来得子，对着四姨太姚玉兰生的这个幺儿，恨不得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给他当弹珠玩。 姚玉兰本是戏台上的刀马旦，唱念做打样样在行，可自从进了杜家门，全副心思都拴在这个宝贝疙瘩身上。 孩子要星星不给月亮，犯了错比立功受赏还光荣，那年杜维嵩十岁，把三姨太房里的翡翠屏风砸了个窟窿，杜月笙反倒夸他有气魄。 一直到到1949年，黄浦江上的汽笛声突然变得刺耳，杜家二十几口人挤上开往香港的渡轮时，杜维嵩还抱着他最喜欢的德国留声机。 姚玉兰用绸缎包袱裹着细软，嘴里念叨着“到了香港照样过好日子”，可码头上等着他们的，是褪了色的旗袍和生了锈的门环。 杜月笙把最后的家底分成8份，每个孩子领到10000美金，这么多钱要是在普通人家能过十几年，可杜家少爷们早习惯了在赌场一晚上输掉三条街的排场。 杜维嵩拿着钱先去订了套英国呢子西装，转头又包下半岛酒店顶层的套间，他总觉着只要穿上挺括的衬衫，就还是当年霞飞路上横着走的杜少爷。 奈何残酷的现实比香港的梅雨还冷，过去那些点头哈腰的跟班不见了，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倒是溜得比兔子还快。 杜维嵩曾试过去写字楼当文员，干了三天就和主管拍桌子：“你知道我爹是谁吗？”这话在香港中环的玻璃大楼里，还不如门口印度门童的包头巾值钱。 姚玉兰看着儿子天天在家喝闷酒，急得嘴角起燎泡，她偷偷当了两副金镯子，钱塞给儿子时还要哄着：“拿去置办身新行头，人靠衣装马靠鞍。”可她不知道，儿子早就在当铺把怀表都押出去了。 要命的事发生在1965年立秋那天，杜维嵩揣着最后几个铜板去理发店，剃头师傅是上海来的老乡，往常见着他总要聊两句杜先生当年的威风。 这天店里来了新伙计，硬说他没给够钱，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不知谁喊了句“落魄凤凰不如鸡”，气得杜维嵩摔了梳子就往家跑。 姚玉兰那会儿正在牌桌上，眼皮突突跳得心慌，往常要胡清一色的手，愣是把三万打成了二筒。 她连忙回家，屋里静得能听见怀表走针的声音，等到推开里屋门，只见儿子直挺挺躺在床上，床头柜上的安眠药瓶子空得能照见人影。 后来街坊说，杜少爷临出门前还和卖云吞面的阿婆赊了账，说是下午就还，药瓶是上个月在药房买的，伙计还记得他嘀咕“睡不好觉心里燥”。 姚玉兰抱着儿子逐渐发硬的身子，突然想起他三岁那年发高烧，自己整夜跪在菩萨跟前许愿的情景。 杜家的风光就像黄浦江的潮水，来得猛退得也快，杜维嵩在的时候总抱怨香港的云吞面没上海的地道，却不知道他爹当年在16铺码头扛大包时，连馊馒头都要掰成三顿吃。 姚玉兰晚年住在台北的小公寓里，宋美龄差人送来的西洋参堆在墙角生了虫。 每逢清明，她总要把儿子穿过的西装拿出来晒，呢子料上被虫蛀的洞眼，比纸钱上的铜钱印还密。 有人说杜家小少爷是活活被面子压死的，从前在上海，丢了钱包能叫巡捕房全体出动，到了香港，丢了脸面却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他试过去码头扛货，可细皮嫩肉挨不得麻袋，想开杂货铺，又拉不下脸和菜贩子讨价还价。最后那瓶安眠药，倒成了最体面的出路。 姚玉兰临死前把存折都捐给了孤儿院，存折皮夹里还夹着张泛黄的照片，相片里穿背带裤的小男孩坐在杜公馆的欧式沙发上，脚上的漆皮鞋亮得能照见屋顶的水晶吊灯。 照片背面有行褪了色的钢笔字，写着“民国三十七年摄于爱俪园”，那园子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改成了工人文化宫。 如今香港重庆大厦的霓虹灯照样亮到后半夜，只是再没人说起杜家小少爷的八卦，偶尔有上海来的老茶客在陆羽茶室闲聊，说到当年杜公馆的排场，总要添油加醋地补一句：“惯子如杀子哟”，这话头一起，保准能续上三壶龙井。 对此你怎么看呢？ 信息来源：（《杜月笙外传》，张品成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264-270页。） (文章描述过程、图片都来源于网络，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无低俗等不良引导。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