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解放军五千人被三万敌军包围，旅长下令烧毁重要文件，准备拼命，谁知一个地主却说：“别急，我能帮你们突围！ 1946年6月，蒋介石突然调动重兵，对中共中央在中原地区的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这次战役，国民党军集结了约三十万兵力，兵锋直指中原解放区。 而当时，中原地区的解放军人数不足六万，力量对比极其悬殊。这是一场敌强我弱、态势险峻的硬仗。 中原局势的最高负责人李先念临危受命，主持全局。 他深知，此役若正面死拼，无异于以卵击石，唯有随机应变，寻找突围之路，才有保留革命火种的可能。 毛主席早前曾对中原局势作出战略判断，预感到国共终有一战，只是这场冲突来得比预期更早、更猛烈。 面对国民党军的压境，李先念立即决定调整部署，遵循毛主席提出的“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战略思想，制定突围计划。他果断下令部队分散突围，避免被敌军合围歼灭。 而在突围行动中，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有人担任阻击任务，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和突破口。 最终，一旅和二旅接下了这项几近以命换生的艰巨任务。他们必须死死拖住敌人主力，以延缓其推进节奏，为大部队突围赢得宝贵的时间。 在常人看来，这几乎等同于自我牺牲——因为阻击意味着要硬顶敌军几十倍的兵力，存活的可能微乎其微。 但李先念并非把这些战士当作弃子。他之所以选择一旅和二旅，是因为这两支部队的官兵大多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指挥灵活，他们懂得如何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巧妙应对，更有可能在完成任务后突围生还。他相信，这些战士虽身处险境，但不会轻言放弃。 战斗打响之际，枪林弹雨中，一旅和二旅将士英勇迎敌，顽强死守。 经过连续三昼夜的殊死鏖战，第二旅残部终于抵达安徽岳西县境内的冶溪镇。此时的部队已是精疲力尽、伤痕累累，兵员从最初的万人锐减至五千余人，且多为伤员。 沿途山势崎岖，道路泥泞，弹药也几近耗尽，粮食供应中断，士兵靠着野菜和泉水勉强支撑体力。冶溪镇，这个偏远而宁静的小镇，成了他们最后的退守据点。 再无退路，再无援军，面前是铺天盖地追来的敌军，背后则是无法跨越的崇山峻岭。 此时担任旅政委的吴诚忠身负重任。他是一位性格刚毅、战斗经验丰富的老红军，看着疲惫不堪、弹尽粮绝的战士们，他心中万般煎熬却无路可退。 他当机立断，下达了清理机要、焚毁绝密文件的命令，并命令通信员起草遗书，准备与敌军血战到底，用生命保卫部队最后的荣誉。 就在气氛极度紧张之际，镇上的保甲长突然禀报，有一位本地乡绅带着随从前来求见。吴诚忠心中一凛，原以为是敌方奸细试图刺探情报，命部下严加盘查。 但很快，一位身着中山装、气度沉稳的中年人被带了进来，他正是冶溪镇的大地主胡之杰。 胡之杰曾是川军一师的师长，后因伤退役回乡，凭借多年军政人脉，在当地颇具威望。他对吴诚忠郑重表明来意：“我虽出身地主，但心向国家民族，现下贵军身处困境，若我袖手旁观，实为不义。”随即表示愿倾尽全力协助部队渡过难关。 吴诚忠起初将信将疑，但形势危急，已无他法。 他亲自安排家仆腾出房舍、清扫院落，甚至组织本地乡民熬药煮粥，为受伤战士洗伤包扎。他的举动迅速赢得了红军上下的尊重与感激。 然而更关键的是，敌军主力已逼近冶溪镇，准备对残部发起总攻。 吴诚忠已安排好最后的布防，准备拼死一战。就在这时，胡之杰主动提出：“昔日旧部中，有几位将领仍在国军担任要职，其中一人正是此次追击你们的师长。我愿前往交涉，若能以情动人，或许尚有一线生机。” 吴诚忠沉思许久，最终点头默许。 当天夜里，胡之杰只带两名随从，身着旧军装，翻山越岭，悄然穿过封锁线，前往敌军阵地。第二天黄昏，他风尘仆仆归来，满面风霜，却带来了一个几近不可置信的消息：敌军师长因念旧情，又考虑冶溪为偏远山区、后勤补给困难，决定不再全力追剿，命部队转向其他方向搜索。 这一天，天灰雨冷，却仿佛全旅将士都迎来了一线曙光。 吴诚忠热泪盈眶，向胡之杰深鞠一躬，说：“胡先生救我全旅，恩重如山。” 数日后，部队得以重新整编并安全转移至后方山区。吴诚忠亲自向中央军委撰写长篇电文，详细汇报了这次脱困经过，并对胡之杰的仗义襄助给予高度评价：“其义行之举，堪称乱世中之大义士。” 正是胡之杰的及时援手与冒死周旋，我军第二旅才得以逃过覆灭命运。 信源：富平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