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5岁的关露躺在病床上，上面派人给她宣读一份平反文件：“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一时间，关露喜极而泣，但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她竟然选择自杀。 1939年的上海滩，一个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踩着高跟鞋走进极司菲尔路76号大门。 门卫恭敬地弯腰行礼，谁也没想到这个被汪伪特工总部奉为上宾的女子，口袋里正揣着延安发来的密电。她叫胡寿楣，此刻已化名关露，将用半辈子时间在刀尖上起舞。 关露出生在山西右玉县的书香门第，八岁丧父的经历让她早早体会世态炎凉。 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时，这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总爱在图书馆待到闭馆，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着《新青年》的段落。 四年后淞沪抗战爆发，她在闸北前线为十九路军士兵朗诵《悲剧之夜》，台下战士们的掌声里混着远处隆隆炮声。 1939年深秋的香港码头咸湿的海风吹乱了关露的鬓发，廖承志递来的密令让她手指微微发抖——要她以同乡身份接近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 这个任务意味着从此要在报纸上被骂作“文化汉奸”，意味着相恋多年的男友王炳南寄来的绝交信，更意味着十五年后因此锒铛入狱的铁窗岁月。 但她只问了三个问题：何时动身？接头暗号？需不需要准备毒药？ 重回上海滩的关露像换了个人，霞飞路上的咖啡馆里，她与李士群夫人叶吉卿谈笑风生；南京路的绸缎庄内，她帮日本军官太太挑选和服布料。 《女声》杂志社的日籍社长佐藤俊子总夸她审稿细致，却不知那些看似风花雪月的散文里藏着日军兵力调动的暗码。 1943年东京的樱花树下，她把贴着膏药旗的请柬揉成团扔进垃圾桶，转身将野坂参三的密信缝进旗袍内衬。 当抗战胜利的爆竹声响彻大街小巷时，关露蹲在苏北解放区的茅草屋里写交代材料。 组织上派人送来两斤白面，却捎来更沉重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日报》把她列入汉奸通缉名单，昔日的文坛好友联名登报与她划清界限。 最痛的不是寒冬里结冰的墨盒，而是看到王炳南结婚启事时，钢笔尖在宣纸上洇出的大片墨渍。 1955年的秦城监狱，铁窗上的冰花映着关露伏案疾书的身影，为证明清白，她把策反李士群的每个细节写了二十七遍，直到手指冻得握不住笔。 八年后第二回入狱时，看守发现她在糊窗户的报纸边角写满小诗，其中一句“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让审讯员摔了茶杯。 1982年春天的北京城柳絮纷飞，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推开病房门时，关露正对着镜子梳头。听到“撤销一切不实之词”的宣读，梳子啪嗒掉在地上——这个动作她等了四十三年。 三个月后的清晨，保姆发现她穿戴整齐躺在床上，枕边摆着泛黄的《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扉页夹着王炳南年轻时的照片。 八宝山的青松翠柏间，参加追悼会的老同志们议论着关露的遗嘱。有人说她在最后时刻烧掉了所有日记，有人发现她给外甥女织的毛衣还差半只袖子。 当七旬老人王炳南颤巍巍地在签到簿写下名字时，钢笔漏出的墨水在纸上晕染开，像极了1937年两人在战火中分别那晚的夜雨。 主要信源：（东南大学校史文化网——《“红色间谍”关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