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陶铸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国家的“第四号人物”。 陶铸出生于湖南祁阳的一个忠烈家庭，他的命运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与众不同。父亲陶铁铮是一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者，同盟会的积极分子，曾参与武昌起义，为推翻满清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18年，陶铁铮在一次激烈的反抗中被反动派逮捕并残忍杀害，留下了年幼的陶铸和他的母亲独自面对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 失去父亲的陶铸性格中自然带有几分野性与不驯。村里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陶铸的童年充满了波折与挑战。一次，他为了掏取鸟巢爬上高树，却被母亲发现后严厉惩罚。他被罚下跪反思，却在疲惫中睡着。母亲发现他深夜仍跪着，不禁感叹这孩子性格之犟。 青年时期的陶铸，背负着父亲的遗志，毅然投身于革命。他的参与并非一帆风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他被捕入狱，却在狱中展现出了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斗争了整整三年。 1940年，他被派往延安，担任军委秘书长，开始了他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生涯。在延安期间，陶铸不仅积极参与战略规划，还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他的思想基础。随着抗战的胜利，陶铸的职责进一步扩展至东北战场，担任辽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与邓华形成了紧密的工作伙伴关系。 战后，陶铸在中南局和广东省的领导职务中展示了他的行政才能和政治远见。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不仅促进了地区的经济恢复，还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革。陶铸的治理经验和对基层生活的深刻理解，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认可。 1965年，陶铸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这一职位上，陶铸不仅参与了国家级的决策制定，更加强了对国内外政策的洞察与影响。 1966年，陶铸的命运之轮急转直下，他从一个在地方有着长期政务经验的官员，被推荐进入北京中央政府，成为了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迅速升至中国政治的最高层。 1966年，他刚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央政府的复杂局势与地方政务的运作迥然不同。陶铸作为“新人”，其排名惊人地位于陈伯达之前，这让他倍感压力。 据当时的记载，陶铸对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顾虑。他认为，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老秘书和党内著名理论家，更应该在自己之前。然而，毛泽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陶铸应该位列陈伯达之前，并亲自与陈伯达交流此事，显然是对陶铸的一种特殊支持。 在成为中宣部长后，陶铸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不仅负责国家的文教工作，还需要协助周恩来处理经济、农业等领域的重要事务。在这种高压与忙碌的环境中，陶铸以其坚定和果敢的性格，处理每一件事务都力求完美。从地方到中央的工作能力转变，也让他在中央政府中逐渐树立了威信。 但是，正是这种直言不讳和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性格，使得陶铸在政治高层中也树敌不少。1966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后单独召见陶铸，对他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亲切地提醒他，作为中央的高级领导，应该注意言辞的分寸，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不幸的是，尽管陶铸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政治生涯却在1969年因病突然结束，这对他个人及其家人都是巨大的打击。1978年，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多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名誉得以恢复，陶铸也被纳入其中。在北京举行的追悼会上，叶剑英主持了仪式，正式为他们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