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时任广州军区司令的张万年将军在夜间值班时想抽烟，发现烟抽完了，便叫来一名警卫员，用山东老家方言吩咐道：“去帮我买两包大中华。”没多久，警卫员扛回两大冬瓜，难怪张将军会发笑：“我们在玩搞笑游戏吗？我想要的是烟。 1989年的一天深夜，广州军区司令部内寂静无声，突然一阵爽朗的笑声传了出来，惊醒了值班的士兵。这笑声的主人正是张万年将军，时任广州军区司令。一个简单的误会让他乐不可支——他想要的是两包“大中华”香烟，结果警卫员却扛回了两个大冬瓜。 张万年，1928年出生在山东黄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小时候就得帮着干农活，风吹日晒是家常便饭。1944年，16岁的他带着村里几个小伙子，徒步几十里山路，跑去八路军报名参军。那年秋天，天气阴冷，落叶满地，他穿着破棉袄站在队伍里，瘦弱却眼神坚定，从此开始了打鬼子、闹革命的日子。 抗日战争中，他跟着部队东奔西跑，扛过枪、上过战场。1945年，他因为表现好，入了党，成了共产主义的一员。解放战争来了，他又参加了辽沈战役那样的硬仗。部队攻打敌方阵地时，天刚亮，硝烟呛人，他和战友们一起冲锋，衣服上全是泥，枪管烫得握不住，最后硬是把高地拿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他没闲着，去了广东剿匪，还支援过抗美援越，枪林弹雨里闯出一条路，靠着胆识和脑子一步步往上爬。 1979年，他带队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那时候，他已经是副军长兼师长，春节刚过，南方的雨下个不停，他站在指挥所外，手拿望远镜盯着前线，身后参谋忙着报数据。他指挥的“铁军师”打得又快又狠，硬生生把敌人撵了回去。这仗打完，他的名字在军里更响了，成了公认的硬汉指挥官。 1989年，张万年升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管着南方这片军事重地。那年夏天，广州热得像蒸笼，他常熬夜在办公室看地图、改计划，桌上堆满了文件，台灯照得他眼睛发红。他对部队要求高，经常下去检查装备，看士兵的枪擦得干不干净。基层官兵挺服他，因为他不光严厉，还真关心人。有次去连队，看到战士们训练完满头汗，他就让人弄几桶凉水过来，自己站在旁边看着，挺满意地点头。 就在这一年，出了那件让人乐呵至今的事儿。那是个夏夜，凌晨一点多，司令部大楼还亮着灯。张万年忙了一晚上，眼睛熬得通红，伸手摸口袋想抽根烟，结果烟盒空了。他用山东老家的口音喊来警卫员小张，交代了一句：“去帮我买两包大中华。”小张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跑腿勤快，点头就出去了。 过了二十来分钟，小张满头大汗地回来了，肩上扛着两个大冬瓜，青皮油亮，足有几十斤重。他喘着气站在门口，咧嘴说自己把“大中华”听成了“大冬瓜”，特意去市场挑了两个最大的扛回来。张万年愣了一下，随即笑得停不下来，说这小伙子听岔了，自己口音重也有责任。他没生气，还让炊事班把冬瓜炖了汤，大家伙儿一块儿尝尝鲜。办公室里严肃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连参谋们都忍不住乐。 这事儿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张将军脾气好，不摆架子。警卫员小张虽然闹了个笑话，但也挺实在，跑了半夜就为完成任务。这件小事成了张万年军旅生涯里的一抹亮色，让人觉得他不光是铁面将军，还是个接地气的老大哥。 1990年，张万年调到济南军区当司令员，回到了山东老家。那天春天，他站在济南火车站台上，看着远处的泰山，心情估计挺复杂。上任后，他马不停蹄地跑军营，检查训练。一次去部队，尘土满天飞，士兵们在操场上练得热火朝天，他站在旁边盯着，偶尔点头。训练完，他还过去拍拍年轻士兵的肩膀，问问枪擦得怎么样，语气和气却有威严。 他在济南军区还是老作风，不爱排场。1991年冬天，他去济宁军分区视察，提前说了接站时间。结果那天冷得要命，火车到了，站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他穿着军大衣站在风里，等了快一个钟头，军分区的人才赶到，说记错了时间。他没发火，笑笑说没事，拦了辆出租车就走。路上还跟司机聊收成，司机直夸他不像大官。 他管部队管得严，演习时常去现场看，风沙吹得眯眼，他站在指挥车旁盯着不放。他还让部队帮地方修路架桥，田里地头常能见他跟老乡聊天的身影。他说山东是根，能为家乡干点事他乐意。在他手里，济南军区的战斗力蹭蹭往上涨，地方建设也沾了光。 1992年，他进了中央军委，当了总参谋长，后来又升到副主席，一直干到2003年退役。退下来后，他过得低调，2015年1月14日，他在病床上走了，86岁。一辈子都在为军队、为国家忙活，留下的故事让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