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大钊的女婿贾芝所说。鲁迅（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与李大钊的关系非常好，两人相处甚得，无话不谈。 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汇聚了一批思想激进、锐意革新的知识分子。 1918年至1920年，周作人与李大钊同为北大教授，并肩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前沿，他们共同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携手创办了《每周评论》。 共同的事业，让两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周作人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们频繁的会面、深入的交流。 1920年11月至12月，为了刊物的选题、稿件的编排，他们常常往来书信，更是不时在北大图书馆碰头商议。 在那个思想碰撞激烈的年代，每一次交流都可能擦出火花，激荡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与李大钊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 周作人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渐进式的社会改良，强调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 而李大钊则更倾向于社会主义，坚信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社会面貌。 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差异，但在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旧文化与旧道德等方面，周作人与李大钊，却有着广泛的共识。 他们都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的弊病，渴望通过思想启蒙，来唤醒民众的觉悟。 周作人曾坦言，他深受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所启发，赞扬李大钊的“思想如电光石火，照彻黑暗”。 这句评价，或许也暗示了周作人，内心深处对革命理想的某种向往。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1927年，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杀害，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自然成为了眼中钉。 危急时刻，周作人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将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藏匿于自家位于八道湾的住宅。 在那个恐怖的年代，窝藏共产党人的家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周作人要承担来自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还要提防邻里之间的告密。 为了帮助李葆华安全脱险，周作人可谓是费尽心思。 通过沈尹默等朋友的帮助，为李葆华伪造了身份，将其化名为“杨震”，并设法送往日本留学。 为了筹集李葆华的路费，周作人甚至不惜，变卖自己珍藏多年的敦煌写经。 要知道，敦煌写经是极其珍贵的文物，对于一个以研究，古典文学为生的学者来说，变卖藏书无疑是忍痛割爱。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遗孀赵纫兰生活陷入困境。 赵纫兰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没有什么文化，也缺乏谋生技能，带着年幼的子女，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1932年，赵纫兰走投无路，向周作人发出了求助，周作人深知李家的困境，他四处奔走，联合胡适、蒋梦麟等北大师生，共同发起募捐活动。 经过数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将李大钊，遗留下来的藏书陆续售出，所得款项全部用于维持李家的生计。 即便在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北平后，周作人仍然没有忘记李大钊的遗孤。 1939年，他冒着被日伪当局发现的危险，秘密帮助李大钊的子女转移至延安。 当时周作人已经出任伪职，他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受到日本人的监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周作人正是因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而备受争，。他“下水”了，成为了人人唾弃的汉奸。 关于周作人“下水”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保全家人，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保住北大这所文化圣地，也有人认为，他是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周作人投靠日伪政权，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令人疑惑的是，周作人在出任伪职的同时，似乎又暗中，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联系。 他的儿子周丰一曾透露，周作人暗中通过，中共地下党，掩护进步学生，甚至资助李星华（李大钊的长女）前往延安。 著名学者贾芝也曾回忆说，抗战时期，他奉命前往延安，周作人得知后，特意托他向毛主席问好。 在出任伪职期间，还尽力保护了李大钊的遗物。 保存了李大钊的部分遗稿，在抗战胜利后，将其托付给了中共地下工作者。 还多次撰文驳斥，日本媒体对李大钊的污蔑，称李大钊的牺牲是“求仁得仁”。 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悖论。 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晚节不保的汉奸；既同情革命，又坚守改良；既帮助过共产党人，又为日本人效力，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物，难以用简单的善与恶来评判。 学者钱理群认为，周作人对李大钊的帮助“超越了政治立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道义精神。 贾芝的回忆录也强调，周作人“是朋友中出力最多的一个”。 当然，也有人将周作人与鲁迅进行对比。 鲁迅与李大钊之间也存在深厚的友谊，但在李大钊遇难之际，鲁迅远在上海，未能直接参与救援。 相比之下，周作人身处北平，所承担的风险更大，所付出的努力也更多。 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简单地贴标签，而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全面而客观的分析。 周作人的一生，或许永远无法盖棺定论。 参考资料： 贾芝. (1995). 贾芝回忆录.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