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牺牲后，妻子胡洪霞卖掉房子赎回遗体，却发现衣服口袋中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2句话，让胡洪霞感到意外，这2句话是：“第一，不要告诉我妻子，第二，不要厚殓！” 1913年，冯玉祥率军在河南招募新兵，年仅18岁的吉鸿昌在没有告知家人的情况下，偷偷跑到郾城报名参军。 吉鸿昌在部队里表现出色，不久便被提拔为连长，后升任营长。 1920年，吉鸿昌回到家乡探望临终的父亲。 1925年，吉鸿昌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年仅30岁便步入了军队的高层。 他所率领的36旅，被誉为“铁军”。 同年，冯玉祥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并因功升任第19师师长。 然而，在日本侵略者日益逼近之际，吉鸿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失望加剧，他选择与红军秘密合作。 他被迫辞去职务，辞去兵权，接受蒋介石的“软禁”处理。 离开中国的吉鸿昌来到美国，但在异国他乡，当他在旅馆和邮局受到歧视时，他毅然决定通过行动捍卫民族尊严。 他在胸前挂上“我是中国人”的木牌，愤怒地抗议美国人的侮辱。 吉鸿昌通过外媒曝光日本侵略的暴行，并对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吉鸿昌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的软弱无能。 1933年，吉鸿昌回到国内，并与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在与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的合作下，吉鸿昌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吉鸿昌带领部队在多次激战中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多个县城，最终在多伦成功将日军驱逐出境。 然而，吉鸿昌的抗日行动激怒了蒋介石，在蒋军、日军和伪军的联合围攻下，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虽然吉鸿昌计划重新建立抗日根据地，但最终未能成功。 在连番失利后，他决定向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北平进攻，但在昌平一战中不幸被围困，弹尽粮绝。 在他被处决后，胡洪霞立刻前往监狱要求领取丈夫的遗体，但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拒绝。 特务们告诉她，吉鸿昌是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的，若没有上级命令，不能交尸。 胡洪霞愤怒之下她开始疯狂撞击监狱的围栏，最终引得特务们同意她带走吉鸿昌的遗体，但条件是必须支付8万大洋。 吉鸿昌几乎没有积蓄可供支配。 胡洪霞无奈，只能卖掉家中的房产，再加上丈夫生前的朋友和党内同志的捐助，才勉强凑齐这笔巨款。 整理遗物时，她发现衣服口袋中有一张纸条，纸上写着他不希望让妻子担心，同时想要简单的葬礼。 她带着遗体回到河南老家。 然而，蒋介石继续对其家人进行迫害。 吉鸿昌的儿子吉兰泰和女儿吉瑞芝年仅五岁和三岁。 胡洪霞为救丈夫而投身抗争，她在《京津泰晤士报》上刊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罪行。 蒋介石虽然无法公开对胡洪霞下手，但却指令特务机关对她进行24小时监视。 胡洪霞迅速向党组织传递了消息，警告同志们不要前来探望。 国民党特务怀疑胡洪霞与共产党有联系，对她进行更严厉的审讯。 为了摆脱特务的追踪，胡洪霞带着儿女外出，并在一片人群中将孩子们偷偷送到她信得过的朋友那里，自己则装作疯癫的模样，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 她表演得愈加逼真，甚至穿破旧衣物，捡垃圾吃。 终于，她趁机与我党接触，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将儿女安全接到身边。 胡洪霞改名为傅博英，带着儿女前往解放区。 她在一所学校担任教师，坚守在教育岗位。 直到新中国成立时，胡洪霞作为吉鸿昌的遗孀，受邀出席了开国大典。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吉瑞芝也继承了她的精神。 吉鸿昌牺牲时，她年仅三岁。 她回忆起，父亲曾带她去过天津的劝业场。 那时，父亲为她买了一条粉色的连衣裙和一双皮鞋，带她到街对面照了相。 父亲去世后，吉瑞芝从小便目睹了，母亲有着腱鞘炎却忍受着剧痛，仍然坚持做手工活挣钱。 她从小便对书法产生浓厚兴趣。 她曾不止一次地将自己所写的字帖拿给母亲。 然而，母亲虽夸赞她的笔触，但总是指出其中缺乏父亲书法的“神韵”。 1949年，天津解放的消息传来，此时，吉瑞芝只有18岁。 1950年，天津举行了万人控诉大会，吉瑞芝作为烈士的家属，亲自站上讲台。 1951年，父亲的仇敌吕一民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被正法处决。 此时，吉瑞芝和她的母亲、哥哥一起回到故里，为父亲扫墓，完成了父亲的安葬仪式。 她从中学毕业后，组织安排她去苏联留学。 吉瑞芝不舍母亲。 她最终选择留在国内，继续深造。 在母亲胡红霞去世后，吉瑞芝秉承母亲的遗愿，开始为父亲写传记。 1991年，她最终完成了这部39万字的传记。 完成父亲的传记后，吉瑞芝继承父亲创建的“鸿昌学校”。 她亲自跑到省里、北京等地，为学校争取资源，最终成功建立了食堂和操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