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曾言，中国人的进步，其实目标很低——你是人，我也是。然而，就是这看似低微的努力，竟耗费了数千年时光，且至今仍在求索之途。历史的长河中，常常可见这般吊诡的循环：本应是对人性基本的尊重，却屡屡异化为“我是人上人，你们都不是人”的荒诞剧。为何一个“是人不是人”的问题，会成为千年难解的症结？这背后藏着中国历史进程中独特的社会结构、思想嬗变与权力博弈的密码。 商周时期，宗法制度如同一张严密的大网，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卿大夫、士层层分封，庶民与奴隶则处于底层。那时的“人”，并非指所有个体，而是局限于贵族阶层。甲骨文里的“民”字，像一只被刺瞎的眼睛，暗示着底层民众作为“被管理者”的被动地位。西周的礼乐制度，表面是维系社会秩序，实则是固化等级差异。祭祀、礼仪等活动，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参与，庶民只能充当旁观者。这种将人按血缘和身份划分的制度，让“你是人，我也是”的平等诉求，在萌芽阶段就被宗法的巨石碾压。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却意外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墨子倡导“兼爱”，似乎为平等观念播下了种子。然而，这些思想在现实中却遭遇困境。孔子的“爱”是有差等的，基于宗法伦理；墨子的“兼爱”过于理想化，难以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推行。诸侯争霸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之术，法家思想应运而生。商鞅变法奖励军功，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让平民有了晋升机会，但这并非追求平等，而是为了集中权力、增强国力。秦制下的“编户齐民”，百姓虽有了统一的户籍身份，却沦为国家机器中的齿轮，没有真正的人格平等。此时的“人”，是服务于国家统治的工具，而非具有独立尊严的个体。 秦汉以降，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体系逐渐成型。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构建了一套上下有序的社会伦理。科举制度的出现，看似为寒门子弟打开了上升通道，实则是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儒家轨道。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皇权的支持者，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维护着等级秩序。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出现了一些反映市井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话本、宋词，其中偶尔流露出对普通人情感的关注，但并未形成系统的平等观念。士大夫阶层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皇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而非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朱元璋废除丞相，设立军机处，皇权空前集中。社会等级更加森严，“士农工商”的划分固化，商人虽富却地位低下。晚明出现了一些进步思想家，如李贽，批判儒家正统，提倡个性解放，但很快被视为异端。清朝的文字狱，更是压制了任何可能的思想异动。在这种高压统治下，百姓如同蝼蚁，只能祈求“青天大老爷”的庇护，而不敢奢望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此时的“人上人”观念，通过制度和思想的双重枷锁，牢牢禁锢着社会。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带来了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一次次思想解放运动，冲击着封建等级制度。然而，传统的惯性太过强大，封建残余难以根除。民国时期，表面上废除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军阀混战、官僚资本横行，底层民众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上人”的现象换了马甲，依然存在。 回顾千年历史，我们发现，“是人不是人”的纠结，本质上是权力与人性的博弈。当权力不受制约，当等级制度被制度和思想双重维护，平等就难以实现。陈寅恪的悲叹，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的警醒。如今，我们依然在为真正的平等而努力，这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更需要思想的革新。只有当每个人都能真正尊重他人的人格，摒弃“人上人”的优越感，才能让“你是人，我也是”不再是千年的纠结，而是现实的常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愿我们能早日走出“是人不是人”的怪圈，迎来真正的人性解放与平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