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和政委毛远新在一起。久经沙场的开国上将陈锡联司令员对十分年轻的搭档毛远新政委满眼充满了慈爱。 1947年，陈锡联作为司令，带领他的部队驻扎在麻城。在此期间，部队需要一位熟悉地形的向导，于是找到了一位当地青年来帮忙。 这位青年在引领部队前行的同时，也在不断询问士兵们关于他失散多年的哥哥的消息。据他讲述，他的哥哥十八年前参加了红军，从此便音讯全无。 这名青年提到哥哥的名字是陈锡联时，士兵们顿时意识到这个名字与他们的司令相同，于是迅速帮助他联系上了司令部。当得知这一消息后，陈锡联内心五味杂陈，但也满怀期待，希望能解开这个谜团。 几日后，陈锡联的母亲被安排到部队驻地。在她踏入院子的一刹那，整个场地沉寂下来，所有的士兵和工作人员都自发地静默，以示尊重。 陈锡联此时站在自己的办公室窗前，远远地望着门外的情形。他的母亲一进门就被士兵们恭敬地迎了进来，而他却犹豫了一会儿，不确定此时是否应该出面。 陈锡联的母亲，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眼睛依旧锐利，她一眼就在众人中认出了已经变得更高更胖的儿子。当两人终于站在一起时，周围的人都悄然退开，给他们留下私人空间。 1928年，陈锡联13岁时，他目睹了红军在本地的活动，见证了他们斗争的理念和行动。红军的宣传和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使他决心加入这支队伍，去为贫苦大众争取权利。尽管年仅十三岁，他毅然跟随红军队伍走了50公里，即使脚上水泡破裂，依旧坚定地继续前进。 由于年纪过小，红军成员詹才芳虽然感受到了陈锡联的坚定和勇气，但仍然认为他还不适合参加战斗，因此建议他再等一年。这段经历对陈锡联来说是一次心灵和身体的考验，也是他决心与红军并肩作战的坚定信念的体现。 虽然被暂时拒绝，陈锡联的决心未曾改变。第二年，他不顾母亲的担忧和反对，偷偷离家并成功找到了红军，正式成为了一名战士。 在红军中，陈锡联不仅参与战斗，还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军事技能。他始终怀揣着帮助更多贫困人民的理想，致力于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在战争和学习的长期过程中，陈锡联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官，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人，一直想给家里写信，却因为战争的频繁和家人不识字的现实而一直未能实现。他深知作为红军成员的危险，始终小心翼翼，避免给家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多年后，当听说母亲可能会来找他时，陈锡联满怀期待又不免忧虑。他害怕那人并非母亲，担心这份期望化为失望。然而，当他真正与母亲重逢时，陈锡联内心泛起了无限的感慨。 重逢后，陈锡联耐心地向母亲描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他回忆起十四岁那年初次入伍，身高尚未及枪长，但他在双桥镇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勇敢地扛起战旗冲锋，从而赢得了“小钢炮”的称号。 尽管有过多次几乎致命的伤痕，如子弹贯穿下颚和胸部，陈锡联却对母亲隐瞒了这些，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陈锡联了解母亲的担忧，故不愿过多地透露。 他们的对话充满了彼此对未来生活的关心，但也透露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忧虑。母亲虽然拒绝了陈锡联为她安排的安稳居所，坚持要回家等待儿子的归来。 两天的相聚匆匆即逝，陈锡联为母亲准备了充足的行李和生活用品，并在送别时，母亲的言语深深触动了他，她只希望能再次见到儿子。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年，陈锡联面临了将母亲迁居至自己身边的选择，但由于母亲对家乡的深情依恋以及陈锡联工作的繁忙，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此时，新成立的政府迫切需要建立坚实的国防力量，以保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锡联被任命为军委炮兵司令员。 国家刚刚建立，军队尚处在组建初期，炮兵部队仅有六个团，但陈锡联迅速开始招募并培养炮兵人才。他亲自制定训练计划，并穿梭于四个省份，建立了八个训练基地，致力于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炮兵部队。 1950年代初，陈锡联的努力逐渐显现成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的炮兵部队大放异彩，有效支援了前线作战。此后，陈锡联继续扩大炮兵队伍，到1953年底，全国预备炮兵已扩充至23个师，总兵力超过30万。 然而在1953年，正当他在职责中忙碌时，母亲的健康急转直下，陈锡联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回家中。他及时赶到母亲身边，却也只能是短暂的停留，因为他清楚国家对他的需求。 在母亲去世后，陈锡联的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思念与内疚。多年后，他在母亲的墓前痛哭流涕，自责未能尽到孝子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