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名女医生因没有通行证被哨兵拦下。她没有争论，而是直接从包里掏出一颗手榴弹，冷静地说：“这就是我的通行证。” 1986年的西南边陲，硝烟未散，枪声不绝。对越自卫反击战仍在持续，云南文山前线局势严峻，救护资源紧张。 就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做出了让所有人震惊的举动。她不是军官，不是战士，却用一枚手榴弹为自己“开路”，只为能够早点赶赴战场，抢救生命。 这位医生名叫刘亚玲，彼时刚从军医大学毕业不久，年仅二十三岁。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原本希望她在北京安稳度日，最好在301医院这样的大型三甲医院任职。 她本也拥有这样的机会，但心中那份“救死扶伤，为国为民”的信念，使她毅然决然放弃了舒适与安逸，主动请战，奔赴战地一线的陆军第67医院。 她的选择，在当时看来，无疑是“疯狂”的。在多数人逃避前线危险的时候，她却逆行而上。刚到67医院的她，便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救护工作中。 每天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穿梭在血与火之间，没有片刻停歇。她没有因为身为女性而畏惧战场的残酷，也没有因年纪尚轻而退缩，反而愈战愈勇。 随着经验的积累，刘亚玲渐渐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许多伤员在被送回医院前，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太多生命就这样消逝在途中。于是，她在内心深处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最前线。不是为表现，而是为更多人活下来。 她多次向上级请战，希望能被派往前沿阵地，却总是被以“前线危险”、“女性不宜”为由拒绝。 但她并未放弃，而是开始寻求其他方式靠近前线，哪怕是偷偷摸摸绕过哨卡，走山路穿丛林，也在所不惜。每次被发现，她都被劝返，但她始终不肯真正退后一步。 最终，有一次，她找准了地形薄弱的一段山道，悄悄潜入了前线。当领导发现后，多次命令她返回，她却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方式留了下来。她深知，如果不在第一时间给予伤员救治，许多生命将注定逝去。哪怕违反纪律，她也要赌上自己的一切。 前线的条件远比她想象中艰苦，白天要躲避敌方炮火，夜晚只能蜷缩在山洞、壕沟，饭菜常常是冷硬的罐头，水更是稀缺。她硬是靠着坚韧的意志挺了下来。 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天，战况尤为紧张。敌军连续数日加强火力，对我方阵地狂轰滥炸，前沿指挥所急需支援。 刘亚玲刚从前一线阵地归来，还未来得及休息，便听说有大量伤员正等待救治。她背上药箱，带上血浆、止血钳、输液器，一头扎进炮声之中，准备再次前往火线最前端。 当她赶到一个检查哨时，却被值勤哨兵拦下。哨兵坚定地要求她出示通行证，因前线封锁，任何非授权人员不得进入。 刘亚玲焦急万分，她并非没有通行证，而是此行并未被批准——医院担心她疲劳过度，更担心她安危，不许她再前往一线。可她心知肚明，前线正在流血的人们需要她。 短暂的沉默后，她毫不犹豫地从军衣内袋掏出一枚手榴弹，高高举起，目光如炬：“这就是我的通行证！” 那一刻，周围所有人都愣住了。谁也未曾想到，这位素日里温柔娴静的女医生，会用这种方式争取进入前线。哨兵手指微微颤抖，满脸错愕，而刘亚玲眼中没有丝毫迟疑。 那不是一场虚张声势。手榴弹是实战状态下每位军人最后的护身符。她愿意赌上生命，只为踏进火线一步。 哨兵终于放下枪，肃然让开通道。这一举动成为战地的一段传说。那声“这就是我的通行证”，不仅震撼了哨兵，也深深震撼了每一位战士的心。她不是战士，却早已具备战士的灵魂。 刘亚玲顺利进入阵地。在接下来的数小时里，她在炮火间穿梭，冒着弹雨抢救了十多位伤员。她为一个失血过多的连长缝合大腿动脉，在微弱灯光下准确植入输液针，为另一个胸部中弹的小兵进行紧急引流。 没有手术台，她就跪在地上；没有照明灯，她就用手电筒夹在脖子上。伤员一个个被抢救回来，她却早已汗水湿透、力竭如泥。 刘亚玲在前线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她留下的足迹却遍布十多个阵地。她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战友的尊重，用医者仁心守住了无数生命的希望。 她的事迹逐渐传遍全军。指挥部做出了破例决定，正式批准她在前线常驻。她的医疗队被命名为“刘亚玲小组”，成为前线抢救第一响应单位。 1987年，战争局势逐渐平稳，刘亚玲结束了前线任务，回到67医院。此时，她已身心俱疲，但心中从未有一丝悔意。她带回的是一身的伤疤和永不磨灭的荣耀。 后来，她调任至第四军医大学，成为一名医学教育者，将战地抢救的经验传授给无数后来者。她一生从未后悔自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做出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