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天，程潜去世后，他的家人向毛主席提了两个请求：一是换套小点的房子，家里经济压力太大；二是能不能给孩子安排个工作，减轻负担。 这本是个普通家庭的求助，可毛主席的答复却成了后来不少人议论的焦点。 毛主席说：房子不能换，但工作我来安排，这件事背后的来龙去脉，不简单。 程潜是湖南人，老资格的军事将领，晚清就出来当兵，资历老得很，辛亥革命那年他就站在前头，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战争，一路当到国民党高层。 说白了，抗战打日本那几年他在中条山指挥过几场硬仗，名气不小，可后来国共内战爆发，程潜是个明白人。 他不愿意再让湖南百姓遭殃，1949年干脆拉起人马，在长沙宣布起义。 那时候长沙城里不少人都吓坏了，觉得又要打一仗，可他一声令下，局势稳住了，没让城市化为战场。 毛主席当时正在北平听到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直接发电报给他，说他“为湖南人民立大功”。 程潜坐火车北上，参加新政协大会，刚下车，毛主席就带着几位中央领导人亲自到站台去接。 毛主席拉着他的手，一句“颂公是朋友，岂能叫别人接？”把两人的关系摆得明明白白。 其实这话不是随口一说，1911年那会儿，毛主席刚刚从湖南新军报了名，当了个小兵，而带兵的正是程潜。 两人算是有点旧缘分，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他当年当兵的部队正好归程潜指挥，虽然时间不长，但印象很深。 程潜当时对他这个湖南老乡也挺照顾，后来两人在不同阵营几十年，到了建国后又重逢，这份情分自然不一般。 1950年代初，程潜被安排在北京住下，成了湖南省政府名誉主席，还当上了中央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算是待遇很高的老同志。 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好几了。毛主席时常请他到中南海坐船、喝茶、聊天。 有一年毛主席过70大寿，程潜一口气写了十二首诗送过去，每一首都工整认真，里面满是敬意。 但再大的官也挡不住岁月，到了1968年，程潜年纪实在太大，病也越来越重。 4月5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追悼会上，周总理代表中央出面讲话，说他一生“爱国、爱民、反对内战”，还特别提到他“是革命家庭的成员”。 这种说法，在当时那个年代，不是随便谁都能得的。 追悼会过后，程家的亲人，有人说是他女儿程熙，有人说是他晚年的妻子郭翼青，托人给毛主席带了个话。 话不多，就两个请求：一是家里现在住的房子太大，维护起来花销太多，想换成小点的；二是家里几个孩子还小，生活有压力，能不能帮忙安排份工作。 这两个请求放到现在看，真不算什么，但那个时候，中央对“搞特殊化”盯得紧，毛主席本人也经常批评“走后门”“讲关系”的风气。 可他接到信后，态度却出人意料，他亲自回了信，明确说： “第一点我不同意，孩子还小，房子不能换，我会托人照顾你们的生活。” “第二点我答应，会尽快为孩子们安排合适的工作。” 毛主席的意思其实很清楚，换房子的事，他觉得是原则问题，程潜住的是组织安排的房子，不是谁家能随便说换就换，更何况，他家有孩子，还小，不方便搬来搬去。 但工作安排可以解决，那是照顾老同志家属，也是对程潜当年起义、为党立功的一种回报。 他还特意说了一句：“颂公不在了，我还在，你们放心。” 这句话后来传开了，不少老人一说起就动容。 程潜一生做过不少选择，年轻时投身辛亥革命，中年抗战抗日，晚年又在关键时候支持和平起义。 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样的选择不容易。毛主席对他一生的肯定，不只体现在悼词上，也体现在他走后对家人的照顾上。 后来的事也确实办得很细致，程家的房子保留了下来，相关部门给他们家定期发补贴，照顾生活。 孩子的工作也安排得妥妥帖帖，有人说是进了文化系统，有人说是分到机关，总之没出什么问题。 毛主席让周总理亲自出面协调，确保这些事做得周全，不留尾巴。 这件事后来一直被当作一个“破例”的案例说。 毛主席对别的老同志家属，大多很克制，但对程潜不一样。 一方面是程潜当年立了大功，把湖南完整地交到新中国手里；另一方面，两人几十年的私交摆在那里，不可能视而不见。 毛主席的处理方式，也让人看出他那种“公是公，私是私”的态度。 他没有一口答应所有事，也没有因为私交就全部满足对方的要求。 他分清轻重缓急：工作是帮得起的，房子是不能换的。 这种做法在当时那个讲究集体纪律、政策一刀切的年代，显得很特别。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 程潜的旧部、朋友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后，纷纷送来挽联，有的甚至从南方赶来北京吊唁。 有一次，有人问毛主席：“程潜算是国民党元老，咱们对他这么照顾，会不会有人有意见？” 毛主席没多说，只说了一句：“程潜是中国人。”这句话，一锤定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