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解放那会儿，湖南茶叶研究所的杨开智给北京写了封信，信不是写给别人，是写给毛泽东。 内容也不绕弯子，他直接说，想调到北京工作，能不能安排个厅长级的职务。 这封信送出去，没过多久，毛泽东亲笔回了信，态度明确：不来，不行，一切照规矩来。 杨开智不是别人，他是毛泽东的妻舅，是杨开慧的亲哥哥。 当年毛泽东东奔西走搞革命，杨开慧牺牲后，杨开智亲手把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三兄弟从长沙看守所里接出来，藏在自己家里。 他冒着生命危险，一路送到上海，把孩子们交给党组织，要是没他，那仨孩子能不能活下来还不好说。 建国以后，大家都以为苦日子到头了，家人总算能团聚。 但现实是，杨开智在湖南忙茶叶，毛泽东在北京管国家，分得远远的。 杨开智心里有想法，他觉得自己为党干过事，命也拼过，现在国家成立了，自己该被照顾一下。 加上那时候他母亲年纪大了，妹妹牺牲早，他也想在北京陪陪毛岸英兄弟，亲人团聚。 他不是没提过，信一封一封地写，从1949年写到1950年。 杨开智这个请求，毛泽东压根没犹豫，1949年10月9日那封回信，说得明明白白：“你留在湖南，按你能力由省委分配工作，别抱希望，不要来京。” 后来毛还专门给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打电话，说得更直：“杨开智他们不准来北京，有什么工作，按原则在湖南安排，别让他们提出无理要求。” 话说到这份上，事基本定了，但杨开智心里还不死。 他找了自己表弟向三立，托他带话给毛岸英，想着走走“亲戚路子”，看岸英能不能给说说情。 没想到，毛岸英比毛泽东还直接，1950年10月24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杨开智，三千多字，一口气批了好几样。 说你现在有“封建思想”，还想着“一步登天”，这不是共产党员该有的想法。 毛岸英在信里特别强调：“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靠亲戚发财的时代过去了。” 杨开智看完信，沉默了，他不是不懂这些道理，但心里还是苦，他当年也算是个老革命，救过人，也冒过险，凭啥就连个工作都不能安排一下？ 可毛家父子说话都这么冲，他知道这事闹不下去了。 其实毛泽东这人，谁都帮，但帮归帮，绝不公事上开口子。 他有个表兄叫文运昌，找他写信要推荐14个人进单位，毛泽东直接写“不能办”三个字退回去。 还有个堂弟毛楚雄，家里困难，毛泽东给了钱，也不过问工作，他常说：“我是共产党主席，不是毛家家长。” 杨开智最后留在湖南，干茶叶去了，当时茶叶是国家重点扶持项目，湖南又是大产地。 他担任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还当了省茶叶管理处处长，带着技术员下乡推广茶叶种植，搞技术指导。 晚年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回忆录，用来教育下一代。 毛泽东也不是全不管这门亲戚，1950年，毛岸英代表毛泽东回了一趟湖南，去杨开慧墓前拜祭，还看望了杨家的老太太。 毛泽东每年从稿费里拨一部分钱，让人寄给杨家接济生活，直到临终前，他还叮嘱工作人员：“韶山老家的亲戚，要照应。” 但这些“照应”从来不包括工作安排，也不涉及权力。 毛泽东定下的规矩就是：“恋亲不循私、念旧不谋利、济亲不以公。”亲戚是亲戚，制度是制度。 越是亲近的人，他越不能开口子，说白了，就是谁都别想走后门。 杨开智心里憋屈，但也认了，他把心思转回来，专心搞研究，湖南的茶叶能出口、有名气，他也出了力。 他说过：“毛泽东不给我安排工作，那是讲规矩，我自己干点实事，也没什么丢人的。” 这事流传下来，很多人都当作家风的典范来讲。 可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有挣扎、有失落、有火气的。 但最后杨开智没闹，也没翻旧账，他和毛泽东这一门亲戚，还是维持住了体面和尊重。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谁都眼红北京的职位，但毛泽东那一套，就是不给亲戚开口。 有人说他绝情，也有人说他有远见，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回他把亲情和制度的界限划得特别清楚。 不是讲情义讲不通，是他宁愿伤感情，也不让规矩破个口子。 很多年后，杨开智还常提起毛岸英的那封信，他说：“岸英那孩子讲得对，做人不能靠关系。靠关系的日子已经翻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