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重庆，晨雾还未完全散去，十八梯的青石板路上已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卖声。52岁的叶兰英挎着竹篮往菜市场走，鞋跟敲在石阶上发出细碎的响。作为在山城生活了半辈子的老街坊，她熟稔每一个摊位的位置，却在转过拐角时，被菜贩摊位前那个低头称菜的身影绊住了脚步——藏青色粗布衫洗得发白，手腕上有道浅褐色的烫疤，尤其是开口时带出的河南固始口音，像根细针扎进她记忆的最深处。 叶兰英攥紧竹篮边沿，指甲几乎掐进掌心。这个声音她永远不会忘。三年前的某个深夜，国民党特务冲进她位于石灰市的家，领头的正是此人。当时她的丈夫作为地下党交通员，刚送完情报回家，就被特务用枪管抵住胸口。灯光下，她清楚看见对方左眉梢那颗带毛的黑痣，还有笑时露出的金牙——此刻正在菜贩子低头称土豆时闪过。 “大姐，要啥子？”菜贩子抬头问道，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四目相对的瞬间，叶兰英感到太阳穴突突直跳，那对三角眼里闪过的阴鸷，和当年在刑讯室看见的一模一样。她认得这种眼神，那是渣滓洞刽子手看犯人的眼神，是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前，在白公馆松林坡见过的眼神。那时她作为洗衣妇，曾偷偷给狱中同志传递过布条，亲眼见过这个外号“猫头鹰”的徐贵林如何鞭打革命者。 喉头突然发紧，叶兰英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解放后政府一直在清查潜伏特务，上个月街道还开过动员会，区长说“特务就藏在咱们眼皮底下，老百姓的眼睛就是天罗地网”。她深吸一口气，指尖摩挲着竹篮边缘的缺口——那是去年冬天帮解放军缝棉衣时，被竹篾划破的。如今新政权刚站稳脚跟，决不能让这样的刽子手继续逍遥。 “来两斤莴笋。”她故意把声音放粗，假装挑剔地翻动菜叶，余光却死死盯着对方的手。当看见那道从虎口延伸到手腕的刀疤时，记忆突然清晰：1948年秋天，她在江边洗衣服，曾看见几个特务殴打一名船工，带头的徐贵林正是被船工用刀砍伤了手。此刻菜贩子下意识地把伤手往回缩，这个细微动作让叶兰英更加确定。 称菜时，她故意算起了糊涂账：“你这秤不对头哦，前几日老张的莴笋才八分钱一斤。”菜贩子不耐烦地摆摆手：“爱买不买，老子这儿不赊账。”河南口音混着重庆话的尾音，像块硌牙的石子。叶兰英心里一惊，看来对方为了潜伏，特意学了本地话，却改不了乡音。她佯装生气转身，却在拐过街角后立刻加快脚步，往解放碑方向的派出所跑去。 当民警带着叶兰英返回菜市场时，菜贩子已经不见了踪影。摊位上的莴笋滚落在地，竹筐里压着半张旧报纸，边角处印着“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组”的字样。叶兰英心里一沉，正要说话，忽听见巷子里传来动静——转角处，那个熟悉的身影正贴着墙根疾走，腰间鼓起的轮廓分明是手枪形状。 “就是他！”叶兰英大喊一声，竹篮甩出去砸中对方后腿。徐贵林慌忙转身，眼中闪过狠厉，伸手就要掏枪。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小王一个箭步冲上前，将他按倒在地。扭打中，徐贵林的帽子掉落，露出额角那道三指长的旧伤——正是1949年逃亡时被游击队打伤的痕迹。 这场发生在菜市场的抓捕，很快成为重庆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人们这才知道，这个卖了三个月菜的“老实人”，竟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在随后的公审大会上，叶兰英作为被害人代表出庭作证，当她指着徐贵林控诉时，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枪毙凶手”呼声。那一刻，她忽然想起丈夫就义前说的话：“等到天亮了，老百姓都会睁眼过日子。” 从历史的维度看，这个看似偶然的识别事件，实则是新生政权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必然结果。1950年的重庆，刚经历“镇反运动”的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妄图通过潜伏破坏新生政权，而广大群众却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叶兰英这样的普通市民，或许不懂深奥的革命理论，却分得清谁让他们在深夜担惊受怕，谁让他们能堂堂正正走在阳光下。 徐贵林的落网，折射出新旧时代的根本分野：在旧政权下，特务横行无忌，百姓敢怒不敢言；而在新社会，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不再是被压迫的沉默多数。当叶兰英敢于直面特务并大声揭露时，她代表的正是亿万翻身群众的觉醒——这种觉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新政权对“人民至上”理念的践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每个普通人都意识到，保卫新社会就是保卫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