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黄克诚参加一次会议时，突然觉得一位工作人员的脸十分熟悉，仔细回想后，他脸色一变惊呼道“那个人好像是革命叛徒！” 1950年初春的湖南，历经战火洗礼的土地上刚泛起重建的生机。作为新上任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每天都沉浸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剿匪斗争刚结束，土地改革待启动，城市经济需要恢复，基层政权亟待巩固。4月的一个上午，省政府会议室里挤满了各部门负责人，大家正围绕洞庭湖治理方案热烈讨论。黄克诚坐在长桌末端，习惯性地边听汇报边观察会场，当目光扫过门口倒水的工作人员时，他的瞳孔骤然收缩，握着铅笔的手指下意识收紧。 那个穿灰布制服的年轻人低头擦桌时，右耳后方的一颗黑痣让黄克诚瞬间想起1932年的一幕。当时他在中央苏区任肃反委员会委员，曾参与审讯过一名叫陈立平的交通员。此人叛变后导致湘赣边界三个联络站被端，17名地下党员被捕牺牲。临刑前陈立平曾跪地求饶，脖颈处的疤痕和耳后黑痣在煤油灯下格外刺眼。此刻会场内的年轻人虽已改名换姓，体型面容略有变化，但那个标志性的黑痣和低头时耸肩的小动作，像根细针扎进黄克诚的记忆深处。 黄克诚的右手悄悄按在桌沿，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十年革命生涯里，他见过太多因叛徒出卖而倒下的同志：1928年永兴暴动时，区委秘书叛变导致他连夜转移；长征过草地时，某团指导员投靠敌人险些暴露指挥部位置；抗战时期在苏北，译电员泄密让日军精准空袭了后勤基地。这些血的教训让他对任何可疑迹象都保持着猎人般的敏锐。此刻他盯着对方倒水时刻意避开众人视线的举动，发现其左腕内侧有块淡红色胎记——这与当年档案里陈立平的体貌特征完全吻合。 会议仍在继续，水利局长的发言在黄克诚耳中变成模糊的背景音。他默默回忆着陈立平的档案：1909年生于长沙，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党员，在湘鄂赣根据地负责情报传递，1932年6月被捕后叛变，亲手指认了23名地下党员。叛变后此人如同人间蒸发，没想到八年后竟出现在省政府机关。黄克诚注意到对方倒水时左手小拇指缺失——那是当年在联络站被敌人打断的，这个细节让他的怀疑又加重几分。 散会后的午餐时间，黄克诚特意绕到后勤科查看人员登记表。当看到“李建国”的籍贯栏写着“长沙县福临铺”时，他心中一沉——那正是陈立平的老家。更可疑的是登记表上的参加工作时间写着“1949年8月”，但据湘阴县委此前汇报，当地解放时间是1949年7月25日，这个时间差意味着此人很可能在旧政权垮台时才混入革命队伍。 当天下午，黄克诚以核对文件为由，单独召见了这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昏暗的灯光下，他突然用平江话厉声问道：“你认得长寿街的周胡子吗？”对方下意识的惊惶眼神和突然僵硬的肩膀，让黄克诚瞬间确认了判断——周胡子是1931年牺牲的湘鄂赣特委书记，只有极少数核心交通员知道这个代号。紧接着他翻开早已准备好的旧档案，当看到“左肩胛骨处有三厘米刀伤”的记录时，他指着对方的后颈说：“把衣领解开。” 惨白的灯光下，三道平行的刀疤像蜈蚣般趴在那人左肩——那是当年组织处决叛徒时留下的标记。黄克诚强压怒火，看着对方扑通跪下磕头求饶，突然想起1935年在遵义遇见的老猎户。老人曾拉着他的手说：“你们红军走后，那些叛变的保长带着白军回来，把跟着你们干的乡亲们的手都钉在村口槐树上啊。”此刻这个颤抖的身影，让他又想起牺牲在江西的通讯员小张，想起被叛徒诱捕时咬舌自尽的交通员王大姐。 连夜召开的省纪委会议上，黄克诚拿着刚从敌伪档案里查获的资料——此人不仅在1932年叛变后充当特务，抗战期间还任汪伪政权长沙情报组组长，亲手处决过12名地下党员。更令人心惊的是，他竟通过伪造华北联大毕业证明，在1949年10月混入南下工作团，一步步进入省政府机关。当专案组在其宿舍搜出密写工具和未发出的情报时，参会的同志都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放任这样的隐患存在，正在筹备的土改工作不知会有多少干部面临危险。 这件事很快在湖南全省展开了一场隐蔽战线的整肃。黄克诚借此机会推动建立了更严格的干部审查制度，要求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提供至少三名革命时期的证明人。在随后的全省公安会议上，他敲着陈立平的档案复印件说：“我们打天下不容易，守天下更要当心。战场上的敌人看得见，藏在暗处的叛徒才是最危险的炸弹。” 从革命战争到和平建设，黄克诚始终保持着对队伍纯洁性的高度警惕。这种警惕性并非源于多疑，而是来自无数战友鲜血换来的教训。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新生政权既要面对外部残匪的威胁，更要防范内部蛀虫的侵蚀。陈立平事件像一记警钟，让湖南的干部们深刻认识到：革命胜利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考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