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关税灾难 / 大西洋月刊
蒂莫西·W·赖贝克
纳粹政府试图通过高关税将德国从全球化世界秩序中“解放”出来，却导致国家经济陷入倒退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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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1933年2月10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发表演讲，暗示其关税政策将重振德国的荣誉与自豪。
从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的那一刻起，关税便成为其经济议程的核心。希特勒的经济部长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希特勒上任仅48小时后的2月1日宣称，农业部门对提高关税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但同时要避免损害工业利益。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则担忧奥地利木材进口及与苏联价值两亿马克的贸易协议可能受影响。由于多项贸易协定即将到期，财政部长约翰·路德维希·冯·施韦林·冯·克罗西格伯爵强调“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希特勒则对内阁表示，他的首要目标是在3月5日的国会选举前避免“不可接受的动荡”，这场选举对他巩固权力至关重要。
希特勒对金融事务态度敷衍，甚至偶有违法行为。他拖欠40万马克税款，对经济学的理解也极为粗浅。“只有当你想要通货膨胀时才会有通货膨胀，”希特勒曾说，“通货膨胀是缺乏纪律的表现。我会确保物价稳定，我有冲锋队来处理。”（冲锋队，即褐衫队，是纳粹党的早期准军事组织。）他将德国的诸多经济困境归咎于犹太人。
希特勒依赖纳粹党长期首席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费德制定经济计划的细节。费德曾协助起草纳粹党最初的25点纲领，融合了奇特的▓▓主义与狂热民族主义。1932年5月，费德在一份32页的立场文件中，概述了希特勒若突然掌权应立即实施的纳粹经济计划，关税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国家▓▓主义要求德国工人的需求不再由苏联奴隶、** 苦力或非洲黑人满足，”费德写道。德国需要由本国工人和农民为本国消费者生产商品。费德认为，“进口限制”是让德国经济回归本国人民的关键。“国家▓▓主义反对自由世界经济，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他写道，“我们的德国同胞必须免受外国竞争的威胁。”
尽管外交部长诺伊拉特警告这一策略可能引发贸易战，甚至导致进口鸡蛋价格上涨600%，费德的关税政策却与希特勒“解放”德国人民、摆脱全球化枷锁的宏大愿景高度契合。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让德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一同陷入低谷。市场崩溃、工厂停工、失业率飙升。到1930年代初，德国每三名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然而，希特勒接手的其实是一个正在复苏的经济：1932年12月，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称危机已“显著缓解”；到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经济已明显好转。
因此，希特勒作为总理的主要经济任务是避免搞砸复苏势头。德国股市因其即将上台的消息大幅反弹。《纽约时报》报道：“得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股市从疲软中恢复，几乎所有股票均显著上涨。”
然而，有关高关税和废除国际协定的传言，以及希特勒对宪政秩序的挑战，引发了市场警觉。中间党警告希特勒不要进行“不合宪法、损害经济、反动且危及货币的实验”。前经济部长、德国工业与贸易协会董事会成员爱德华·哈姆致信新总理，阐述了“构建资本的法律、经济和心理基础”。哈姆提醒希特勒，自由市场体系依赖信任、法治和履行合同义务。
哈姆进一步指出，尽管德国从欧洲邻国进口的农产品多于出口，但这些国家为德国工业品提供了重要市场。（当时，德国每年进口约15亿马克农产品，同时出口55亿马克工业和制成品。）“维护与这些国家的出口关系至关重要，”哈姆写道。若通过关税“扼杀”贸易，将危及德国工业生产，进而导致经济严重自损和失业增加。“出口德国商品为300万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哈姆强调。一个正在复苏却仍脆弱的经济最不需要的就是贸易战。他敦促希特勒在关税政策上保持“极度谨慎”。
然而，希特勒并未试图安抚市场。他坚称关税不可或缺，声称需要时间修复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四年内必须让德国农民摆脱贫困，”希特勒在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全国广播讲话中宣称，“四年内必须彻底消除失业。”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他语焉不详。此时，他已与关税倡导者费德分道扬镳，放弃了大部分民族主义和▓▓主义经济方案，包括对富人增税、国家监管大型企业以及禁止“新百货公司、廉价商店和连锁店”等措施。
作为总理，希特勒故意让经济计划模糊不清。他对部长们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3月5日国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他估计需要1800万至1900万张选票。“没有任何经济计划能获得如此庞大的选民群体支持，”希特勒对党内领导人说。
尽管普通选民未必关心希特勒经济政策的细节，市场却极为敏感。迎接希特勒上任的初期股市飙升，在其执政头几周因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停滞，随后下跌并趋于平稳。德国工业与贸易协会公开警告关税的危害，指出：“德国拥有主要贸易国家中最大的出口顺差，这种局面要求在可能引发对方报复的贸易政策上格外谨慎。”
在帝国营养部工作的汉斯·约阿希姆·冯·罗尔通过国家广播解释了希特勒关税政策的逻辑：“德国短缺的产品必须变得更昂贵，这样农民会因价格上涨而增产。如果通过关税阻止外国竞争，城市居民将倾向于购买国货。”他以猪油（德语“Schmalz”）为例。
若提高猪油进口关税，这款德国饮食主食的价格会上涨，农民将因此饲养用于生产猪油的“三百磅重猪”，而非主要用于培根的“二百磅重猪”。然而，正如一位批评者指出，培根比猪油更赚钱，而“猪油猪”消耗的饲料比“培根猪”更多。转向“猪油猪”可能导致养猪户破产。这位批评者还强调，国际贸易体系已有200年历史，早已证明对各方有益。希特勒的“国民经济”及其自损的关税政策恐将国家推入“严重危机”，可能导致数十万人失业，更不用说对方报复性关税的进一步打击。
1933年2月10日，希特勒的关税政策正式公布，震惊了观察家。《福西报》不满地写道：“关税涨幅之高超乎所有人预期。”这一时刻被视为德国经济的“分水岭”，仿佛欧洲最大、最工业化的国家突然要“回归犁耕时代”。《纽约时报》一针见血：这是一场对欧洲邻国的“贸易战”。
希特勒关税主要针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荷兰，这些国家对农产品、纺织品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被突然取消，部分关税甚至上涨500%。牲畜几乎被完全挡在德国市场之外，丹麦损失惨重，农民陷入恐慌。丹麦、瑞典威胁采取“报复性措施”，荷兰则警告将对德国工业出口实施“切实打击”。事实果真如此。
“我们的出口大幅萎缩，”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向希特勒报告，“与邻国的关系正日益恶化。”他提到，与荷兰的非正式接触已被“粗暴中断”，与瑞典、丹麦、法国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同样紧张。财政部长克罗西格预计，农业部门还需额外1亿马克的赤字支出。
希特勒在就任总理的第二个星期五发动了这场贸易战。当晚，他在柏林体育宫——这座城市最大的场馆——面对数千名欢呼的支持者举行集会。这是他作为总理的首次公开亮相，宛如一场胜利巡游。希特勒脱下内阁会议的深色西装，换上褐色冲锋队制服，臂上佩戴鲜红的纳粹标志臂章。
在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国家需在前任政府多年失政后重建。他提到《凡尔赛条约》强加的“荒谬”国际义务，强调恢复德国人民“生命、自由与幸福”的必要性，呼吁对官僚机构、公共生活、文化、人口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清洗”。他暗示，关税政策将有助于恢复德国自力更生的自豪感与荣誉。
“永远不要指望外界的帮助，永远不要指望来自我们民族、我们人民之外的援助，”希特勒说，“德国人民的未来只能靠我们自己。”
希特勒并未具体提及当天下午发动的贸易战，正如他未提及前一天在内阁讨论的军备重整计划。“重建军队需要数十亿马克，”他在那次会议上对部长们说，“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军队的重整。”这场与邻国的贸易战，不过是他与世界开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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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蒂莫西·W·赖贝克（Timothy W. Ryback）是历史学家，现任海牙历史正义与和解研究所所长。他著有多部关于纳粹德国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