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保卫人员向许世友报告：司令，有人要见你。许世友吼了一声：不见。当许世友一听是陶勇的4个孩子时，立即叫警卫员去接…… 陶勇，安徽霍邱人，生在穷苦人家，小时候放牛为生，命苦得不行。1929年他加入共青团，第二年就投身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路。红四方面军里，他一步步从普通战士干到指挥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都立了大功。特别是解放战争的天目山战役，他带着部队冲锋陷阵，指挥得滴水不漏，硬是打出了名堂。1950年，他调到海军，干上了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的活儿，为新中国海军建设没少流汗，军里人都叫他“拼命三郎”，这绰号可不是白来的。 许世友，山东新泰人，命也不比陶勇好多少，家里穷得叮当响。他早早加入红军，红四方面军里跟陶勇成了战友。长征路上，俩人一起扛过枪、挨过饿，战场上更是互相照应，情谊比亲兄弟还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许世友带着队伍冲在前头，勇猛得让人服气。1967年，他已经是南京军区司令员，手握大权，但那年代局势乱，他日子也不好过。陶勇和许世友的交情，早就不是一般的同事关系，那是拿命换来的。 俩人最铁的时候，还得说红四方面军那会儿。长征路上，缺粮少弹，敌人追得紧，陶勇和许世友带着队伍翻雪山、过草地，多少次死里逃生。有一回，部队被敌人围困，陶勇带着人硬冲出去开路，许世友在后头掩护，俩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后来到了抗战，俩人又在不同战场打鬼子，解放战争再聚头，天目山战役里，陶勇冲锋，许世友策应，硬是把敌人打得满地找牙。1963年，陶勇调到南京军区当副司令员，跟许世友又成了上下级，工作上没少搭档，私下里更是没得说。 1967年10月，南京军区司令部里，许世友正忙着处理一堆事。那段时间，各种人找他，求这求那，他烦得不行。保卫人员跑来说有人要见他，他想都没想就摆手说不见。谁知道保卫人员又补了一句，说是陶勇的四个孩子来了。这下可把许世友给整愣了，陶勇的名字一砸进耳朵，他立马改了主意，赶紧让人把孩子们接进来。 陶勇那会儿已经去世半年了，官方说是自杀，具体咋回事没人敢多问。他媳妇朱岚也没撑多久，跟着走了，留下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六七，最小的不过七八岁。这几个孩子没了爹妈，在上海没人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上海街头，他们东躲西藏，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似的。陶勇活着的时候是海军大将，风光无限，可他一走，孩子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许世友听到是陶勇的孩子，脑子里肯定闪过不少往事。他跟陶勇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那是多少年枪林弹雨里攒下来的。陶勇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许世友就憋着一肚子火，觉得老战友走得太冤。现在陶勇的孩子找上门，他哪能不管？许世友立马叫来警卫员，让人把孩子们带进来。他没多废话，直接让人给孩子们安排吃住，衣服破了换新的，饿了就先吃饭。 他还找来老战友肖永银帮忙。肖永银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兵，跟陶勇和许世友一样，战场上一起出生入死过。许世友把孩子们的事一说，肖永银二话不说就接手，带着人给孩子们收拾住处，弄来被褥和日用品。许世友不光想着给孩子们一口饭吃，他还想着得让孩子们有个安稳的地儿，不能让他们再受罪。他知道，陶勇要是活着，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这么遭殃。 孩子们被接到南京军区后，生活总算有了着落。肖永银带着人给孩子们安排了营房，吃的穿的都不缺。许世友特意交代，得让孩子们上学，不能让他们小小年纪就没书读。军区里找了老师，孩子们开始重新上课，慢慢从以前的苦日子走出来。许世友虽然忙，但隔三差五就过来看看，带点糖果、书本啥的，还会讲讲陶勇当年的故事，孩子们听着听着，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时间一长，孩子们在南京军区扎下根，最大的那个男孩后来上了中学，小的几个也一步步跟上。许世友没把这事当个任务，而是真心实意把孩子们当自己亲人看。他知道，陶勇没了，这几个孩子就是他留下的血脉，不能让他们断了希望。孩子们在军区里住了几年，慢慢长大，学了知识，懂了事理，后来各有各的出路。 许世友一直干到1985年去世，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子他坐得稳稳当当，但陶勇的事他一直没忘。每次想起陶勇，他都觉得老战友走得太早，留下的孩子得有人管。孩子们长大后，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干了别的行当，但他们没忘了许世友的恩情。1967年那次见面，成了他们人生里一道抹不去的印记。 陶勇的四个孩子，后来都活出了自己的模样。他们没辜负许世友的照顾，也没忘了自己爹的为人。许世友和陶勇的交情，早就不是简单的战友关系，那是拿命换来的信任。孩子们长大后，偶尔会聚在一起，聊起当年的南京军区，聊起许世友那张严肃的脸，总觉得心里暖暖的。那个年代，日子不好过，可有老战友的照应，他们总算熬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