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 3 月 25 日至 26 日的军事行动遵循了巴基斯坦领导人寻求通过实施戒严令和使用压倒性军事力量镇压抗议来解决该国东部“翼”的棘手政治和宪法问题的既定模式。 1971年3月25日，巴基斯坦军队席卷达卡的黑夜中，一个困扰这个新生国家近25年的危机终于爆发成无法挽回的大火。然而，要理解这场悲剧，我们需要回到分治的起点，看看是什么让同属一国的两部分走向了不可调和的对立。 英国殖民者撤离南亚次大陆时，留下了一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巴基斯坦。根据蒙巴顿方案，这个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国家被印度一分为二，东西两翼之间相距超过2000公里。这种地理上的分隔不仅造成了统治上的困难，更掩盖了两地人民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上的巨大差异。 东巴基斯坦主要居民是孟加拉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而西巴基斯坦则由旁遮普人和信德人主导。表面上看，伊斯兰教信仰将两地连接在一起，但这层纽带远不足以弥合如此深刻的分歧。 1965年印巴第二次战争结束后，东巴地区的政治觉醒日益高涨。1966年，东巴政治领袖穆吉布·拉赫曼提出了著名的＂六点自治纲领＂，要求东巴在财政、税收、外贸等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这一主张被西巴政府断然拒绝，进一步加剧了两地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背后，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矛盾。虽然东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4%，但政府机构中的关键职位几乎全被西巴人占据。更令东巴人民不满的是，东巴依靠黄麻等农产品出口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收入，却只能享受到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剩余的全部用于发展西巴地区。这导致两地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东巴地区的人均收入仅为西巴的一半左右。 文化上的压迫同样不可忽视。西巴政府强制推行乌尔都语作为全国唯一的官方语言，而将东巴地区广泛使用的孟加拉语贬为方言地位。1952年，东巴曾爆发了要求承认孟加拉语地位的语言运动，并有学生在抗议中牺牲，这段记忆在东巴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随着时间推移，东西两翼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到了1970年底，东巴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临界点。1970年12月的全国大选中，穆吉布领导的阿瓦米联盟在东巴赢得压倒性胜利，获得了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然而，以总统叶海亚·汗为首的西巴统治集团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无限期推迟议会召开。 这一决定彻底激怒了东巴人民。1971年3月初，在穆吉布的号召下，东巴掀起了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政府机构停止运转，民众拒绝纳税。面对这种局面，西巴领导人选择了他们最习惯的解决方式——军事镇压。 1971年3月25日夜晚，代号为＂行动探照灯＂的军事镇压行动在达卡拉开序幕。巴基斯坦军队向达卡大学的学生宿舍、城市的印度教区、以及阿瓦米联盟领导人的住所发起突袭。军队用装甲车和重型武器对平民进行无差别攻击，仅当晚就有数千人丧生，这一夜也被后世称为＂巴基斯坦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一军事行动反映了巴基斯坦领导层处理政治问题的一贯思维：用武力来解决政治分歧。巴基斯坦军队总司令叶海亚·汗曾在行动前对军官们表示：＂我希望一个月内恢复秩序。＂这种认为可以通过短期的高强度镇压迅速＂解决＂复杂政治问题的想法，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史上并非孤例。 回看1947年至1949年的第一次印巴战争，当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遭到杀伤时，巴基斯坦就选择派遣2000名普什图民军进入克什米尔，而非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这种军事优先的思维模式，在面对东巴危机时再次得到体现。 镇压行动的残酷程度远超巴基斯坦领导人的预期。军队在东巴各地展开＂清剿＂行动，逮捕、折磨和处决被认为是独立支持者的人。这导致大约1000万东巴居民逃往印度避难，造成了二战后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之一。 这一局面给了印度绝佳的战略机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早就希望解决＂东巴之忧＂，减轻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胁。面对难民潮和人道主义危机，印度一方面为难民提供庇护，另一方面支持成立了＂孟加拉国临时政府＂，并为孟加拉游击队提供训练和武器。 国际舞台上，印度与苏联在1971年8月签署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获得了苏联的外交和军事支持。这一举动有效抵消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压力，为印度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保障。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印度军队于11月21日越过边界，正式开始第三次印巴战争。这场战争中，印度采取了＂西防东攻＂的战略，将主要兵力投入东巴战场。在西巴战场，印度部署了30万军队，包括13个师和8个旅；而在东巴战场，印度投入了17万兵力，包括7个师的陆军和26艘战舰的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