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慈禧父亲去世，16岁的她扶柩回乡，遇冷眼无数。岂料，路过清河县，知县差役送来200两。知县：送错了！ 1853年的北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太平军攻城拔寨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这一年的春天，大清朝廷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库里的白银所剩无几，各地叛乱此起彼伏，连京城里的百姓都开始囤积粮食。 咸丰皇帝每日在御书房中批阅奏折，桌案上堆满了各地送来的求援文书。朝廷能调动的军饷越来越少，连八旗子弟的月钱都开始拖欠。 京城里的八旗人家，大多已经入不敷出。那些曾经养尊处优的满族贵胄，如今也不得不典当细软度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叫惠征的笔贴式官员，正在镇江府衙门里为一份公文忙碌。作为一名八品文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公文，核对账册。 这份差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每月能领到的俸禄，刚好够一家人勉强度日。 惠征是满族镶黄旗人，虽然地位比普通百姓高一些，但在官场中却是最底层的小吏。他的一双儿女都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可家中却拿不出一份像样的嫁妆。 那年春天，镇江城里爆发了一场瘟疫。许多百姓染病不起，官府却无力救治。 惠征也在这场瘟疫中倒下了。他原本就积劳成疾，这次病来势汹汹，没几天就一命呜呼。 更糟糕的是，就在惠征病重期间，一纸公文传来，他因为工作失误被革去官职。这意味着，他连最后一点抚恤金都拿不到了。 一个八品小吏的死，在动荡的大清帝国里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可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却是天塌地陷的灾难。 在这个特殊的春天，16岁的叶赫那拉氏正跪在父亲的灵柩前。作为家中的长女，她不得不扛起操办丧事的重担。 在满族的传统中，镶黄旗人虽然身份尊贵，但也要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惠征虽是八旗子弟，但因为官职卑微，族中许多人都不愿出面相助。 叶赫那拉氏穿着粗布丧服，跪在地上为父亲守灵。白天要准备祭品，晚上还要为父亲诵经，这些都是镶黄旗人必须遵守的礼节。 族中的长辈们陆续来吊唁，但大多都是来去匆匆。有些人甚至当着她的面议论，说惠征临终前被革职，连牌位都不能进宗祠。 按照满族的规矩，死者要入土为安，必须运回原籍安葬。从镇江到北京，这一路上需要花销的银两，对于一个刚刚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族中有几户人家勉强凑了一些钱，但这些银钱连路上的盘缠都不够。灵柩要经过运河，光是水路的费用就要花去不少银两。 每到一处渡口，都要交纳过路费。船家见是运送灵柩的，收费比平常要贵上几倍。 沿途的官府衙门也都要打点，否则灵柩就过不了关卡。这些都需要银钱，而家中的积蓄早已在父亲病重时花光了。 叶赫那拉氏不得不典当了身上仅有的几件首饰。这些首饰是她母亲留给她准备将来选秀用的，如今却要用来支付运送父亲灵柩的费用。 一路上，她遇到的大多是冷眼。有些曾经与父亲交好的官员，见到她们家道中落，竟然装作不认识。 运送灵柩的队伍走走停停，有时一天只能行进几里路。队伍中的仆役们也开始抱怨，说再这样下去，连回北京的路费都不够了。 每到一个地方歇脚，叶赫那拉氏都要仔细计算剩下的银两。算来算去，这些钱最多只够走到扬州。 族中派来护送的族人也渐渐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有人甚至提议把灵柩暂时停放在路边的义庄里，等来年再想办法运回北京。 清河县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小县，每天都有大量船只在此停靠。当天傍晚，一队身穿官府差役服饰的人匆匆赶到了灵柩停放的地方。 他们手里捧着一个沉甸甸的红木盒子，说是吴县令派他们送来的。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然装着整整二百两白花花的银子。 差役说这是给副将大人的殡葬费用，然后就匆匆离开了。族中的人立刻议论纷纷，都说是祖宗显灵，在危难之际送来了救命的银两。 但不到一个时辰，清河县的师爷就急匆匆地赶来了。原来这笔银两是吴县令要送给另一位在同一天病逝的副将，却因为走错了地方，送到了惠征的灵柩这里。 师爷刚要开口讨要银两，却被县令吴棠叫住了。吴棠打听清楚了惠征家的情况，又得知死者有个适龄的女儿即将参加秀女选拔。 在当时的清朝，秀女选拔是一件大事。每年都有大批八旗女子入宫选秀，能被选中的就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妃子。 吴棠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他立刻想到了这个机会。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将这笔银两就当做结个善缘。 一年后，叶赫那拉氏果然被选入宫中，成为了咸丰帝的妃子。几年间，她不仅生下了大清朝唯一的皇子，还在咸丰帝驾崩后成为了太后。 当慈禧掌握大权后，她并没有忘记当年在清河县的那份恩情。她下旨将已经调任他处的吴棠，一路提拔到了从一品的江苏布政使兼漕运总督。 这个任命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大臣都认为，一个七品县令跨级提拔到从一品总督的位置，太过离谱。 但慈禧却坚持己见，她说吴棠雪中送炭的品格值得重用。这个决定虽然打破了清朝的官场规矩，却也展现出了慈禧善于用人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