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去世10天后，朱德问妻子：“朱琦的病怎么样了？”康克清哽咽回答：“已经去世了，追悼会都办完了！”88岁的朱德红了眼眶，随后说：“你们这样做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呀……” 石家庄铁路局的机房里，汽笛声刺耳朵，朱琦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蹲在火车头旁，手里攥着扳手，跟着老师傅学修零件。火车轰隆隆的响声盖不住他擦汗的动作，脸上全是煤灰，咧嘴一笑，露出白牙。他是朱德的独子，可没人知道，同事们只当他是普通练习生。 朱琦干活卖力，铲煤、擦车轮，累得手抖也不吭声。有回修锅炉，煤灰呛得他咳个不停，老师傅骂：“傻小子，慢点干！”他拍拍胸脯：“没事，学好了才能开火车！”晚上，他点着煤油灯啃技术书，手抄笔记摞了半桌子。几年下来，他从练习生熬成司机，火车跑起来，汽笛一响，路都亮了。 小时候，朱琦日子苦，娘没了，爹忙革命，他跟继母过活，吃不饱是常事。长大点，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军营里皮鞭抽得狠，他咬牙不说自己是谁。有人问他姓啥，他低头答：“四川来的，爹娘早没了。”夜里睡稻草堆，他攥着块旧玉佩，躲着那些爱打听的家伙。 有回行军，游击队伏击，乱哄哄中他钻进山沟，差点没命。战事变了，他才逃出来，辗转找到组织，去了铁路局。朱德给他写信：“琦儿，从基层干，别靠我名头。”朱琦把信揣兜里，拿这话当铁规矩。 铁路局的同事起初嘀咕，姓朱的会不会来头大？有人故意给他脏活，想看他发脾气。朱琦不吭声，埋头干，衣服黑得像抹了墨。慢慢地，工友们服了，提起他都说：“这小伙，真有种！”他开火车二十多年，从没搞特权，工资都寄给家里。 朱德忙革命，父子见不着，靠书信聊。朱琦写：“爹，昨天我开机车，风呼呼吹，爽！”朱德回信，字里透笑：“好小子，干好了就是给国家出力。”信纸叠得整整齐齐，朱琦塞枕头底下，累了就翻出来看。 可好日子没多久，朱琦病了，瘦得皮包骨，躺在医院没撑几天就走了。家人怕88岁的朱德受不住，瞒着没说，追悼会悄悄办了，铁路局的工友送了花圈，照片上朱琦穿着制服，笑得憨。十天后，朱德在家翻老照片，看到朱琦开火车的模样，随口问康克清：“朱琦的病咋样了？” 康克清手一抖，茶杯差点摔了，眼泪憋不住：“他走了，追悼会都办完了……”朱德愣住，眼睛红了，手扶着桌子，声音颤：“你们咋这样？我就这一个儿子……”康克清抹泪，低头不吭声。屋里静得像空了，朱德盯着照片，半天没动。 朱琦走了，铁路局的火车还在跑，汽笛声响得老远。他的事儿，工友们没忘，提起他都说：“那是个好司机，老朱家的好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