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为何不敢穿黄色龙袍？也不敢自称朕，反而自称官家？ 在秋高气爽的宋朝开宝九年，太祖赵匡胤的身影站在皇宫的红色龙袍前沉思许久。这位出身寒门的皇帝思绪回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夜晚——陈桥驿兵变。 当年的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担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奉命北伐契丹，却在陈桥驿被手下将士拥立为帝。那一夜，士兵们高喊着＂黄袍加身＂，将一件黄色的袍子强行披在了他的身上。这个场景成为了赵匡胤心中难以抹去的烙印，也成为了他对黄色龙袍的心理阴影。 ＂黄袍之下，藏着的是权力的争夺与不安。＂赵匡胤在登基后便显现出与前朝不同的穿着风格。宋朝的画作中记载，这位开国皇帝常常身着红褐色的衣袍，配以黑色鞋子，远远望去，竟与普通的士大夫难以区分。这种简约素雅、大气得体的装扮，与唐朝皇帝华丽的黄色龙袍形成了鲜明对比。 回看龙袍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当时龙被视为天降恩赐的象征，诸侯王们纷纷在衣物上仿效龙的图案。秦朝开始制定严格的宫廷规范，西汉时期龙袍颜色开始转变。到了隋唐时代，许多君王崇尚土德，龙袍大多呈现黄色调。唐玄宗年间，龙袍设计经过了不断改良，变得更加华丽精美。 然而，宋朝却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宋朝认为自己属火德，所以龙袍呈红色。＂这个符合五行学说的选择，也蕴含了对大宋王朝兴旺发达的美好期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不仅代表喜庆祥和，还寓意着未来红火和兴旺。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皇帝穿红色龙袍的场合非常有限，更多时候是身着朴素的履袍。他们的服装缺少了雕龙绣凤的华丽装饰，形成了独特的宋朝美学风格——简约而不简单，朴素却不失尊严。 这种简朴的着装风格，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相呼应。赵匡胤提出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念，意味着皇帝需要与臣子分享权力，不必再通过华丽的外表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当其他朝代的皇帝在精心打造雍容华贵的龙袍时，宋朝的皇帝们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权威——通过内在的修养和对民众的责任感。 宋太祖赵匡胤在朝堂上神情沉稳，当有臣子恭敬称呼他为＂陛下＂时，他轻摇头，说道：＂我只是个官家罢了。＂这一幕在宋朝朝堂上并不罕见，却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留下了独特一笔。 ＂官家＂这个称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最初它仅指代官府和政府，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随着时间推移，南北朝时期，这一称谓第一次被用在君主身上，意在拉近统治者与百姓的距离。到了五代十国，＂官家＂成为君主、官员甚至丈夫等多重身份的通用称呼。宋朝建立后，赵匡胤沿用了这一称谓，延续了后周的传统。 为何宋朝皇帝不像其他朝代那样自称＂朕＂，而是选择平易近人的＂官家＂呢？追根溯源，这与赵匡胤的出身和政治智慧密不可分。作为一位出身寒门的皇帝，赵匡胤深知自己夺取政权的过程充满复杂性。＂官家＂这一谦逊的称呼，既体现了他对人民的感激之情，也显示出对前朝遗民的尊重姿态。 赵匡胤与后周宰相范质曾有密切联系，使用＂官家＂这个中性称谓，恰好能够兼顾沟通新旧政权人民情感的需要。这种平易亲民的作风，为他赢得了宋朝士大夫和百姓的广泛拥护，也为宋朝重文轻武、仁政爱民的统治基调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朝时期，理学思想逐渐兴起并影响朝政。理学强调＂民贵君轻＂的观念，认为皇帝的权力应当受到一定限制。＂官家＂一词本身就带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与理学思想不谋而合。宋朝士大夫们提出＂君之者，长之而已＂的理念，意在强调皇帝应当视民为伴，不能自视过高。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宋朝皇帝选择自称＂官家＂，恰是对自身责任的认同——他们是为百姓服务的＂官家＂，而非高高在上的＂天子＂。 《资治通鉴》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下令＂制诸侯王服色，皆次于天子＂，这表明他认为皇权应当有所限制，不能无限上纲。赵匡胤提出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理念，进一步体现了他愿意与臣子分享权力的政治智慧。 宋朝重视文治教育，皇帝们往往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和道德建设，而非单纯的军事扩张。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对简朴，服饰并不华丽，有时甚至会选择平民化的打扮。这种谦逊的态度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着装上，也反映在他们的自称中。 通过使用＂官家＂而非＂朕＂，宋朝皇帝创造了一种更为平等和谐的君臣关系，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这种做法虽与传统皇权观念有所不同，却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重视内在修养和社会责任的精髓。宋朝的政治文明，通过龙袍颜色和自称的改变，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治国理念——权力源自民众，皇帝应当谦卑为民。
